原标题：“不满意学生开题报告，学生发短信说我要逼死他。” 教授：我做错了吗？
“象牙塔”本是一方净土，师生之间本应保持一种纯粹、和谐的关系。但现在，这种关系却在慢慢变味儿。记者日前收到一位大学教授写来的信：期末考试，因为给一名学生打分较低，被其在社交平台上谩骂、嘲弄，这让他无比愤懑。
每年7月初是高校考试季，高校老师几乎都在忙于监考、判卷和试卷分析等期末学生成绩评定相关事务。完成这些事情，老师们就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暑假，这本是老师们最为欣喜和幸福的时光，但很多事情并不如人所愿。
前几天，我就碰到一件令我百味杂陈且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有学生通过微信告诉我，一名刚考上某知名高校硕士研究生的同学，在社交平台上以截图配文的形式公然谩骂我，大有不共戴天之仇。后来，我了解到该同学是学院的一名学生干部，曾经上过我的专业课，我给他的期末考试成绩比较低。现在，他考上了研究生，反过来以一种揶揄的方式来攻击和嘲弄我：嘿，你看，我还是考上研究生了吧，还是名校的研究生。类似这种学生通过社交平台谩骂、嘲弄或抹黑老师的行为，几年前我也遭遇过一次。那是在本科毕业论文答辩前夕，我作为本科学位论文的评阅老师，给一名同学的毕业论文判了60分，结果他在得知分数和评阅老师姓名后，立即在社交媒体上点名对我进行辱骂，没有丝毫的自我反思和半点醒悟。
说心里线年，我尽管没有屡屡遭遇此类事件，但即便偶遇几次，也是颇有挫败感。作为老师，我觉得没有必要主动花时间就此事跟学生斤斤计较，但满腔的教育热情却备受打击。原本对教育充满无限期待，结果却逐渐产生怀疑；原本对学生满怀关心与热爱，结果却开始想若即若离。随着这些匪夷所思事件的发生，我发现自己对教育的真诚与热爱变得模糊甚至困顿起来。我经常会质问自己：我这样做有错吗？我还有必要这样做吗？我以后这样做会不会面临更大的风险？难道我还要昧着良心迁就学生乃至向学生献媚——平时表现不好，卷面分数低，最终期末成绩却非要给个高分？毕业论文原本不合格，却最终非要予以通过乃至给个良好级别？
我曾经与不同高校的老师交流过，发现身边的确有老师这样做，因为他们担心学生在评教过程中给自己差评，担忧“如此严厉”的教育行为会诱发学生的自虐乃至自杀，更害怕遭遇媒体报道的暴力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
不同于基础教育，大学教育的对象基本都是成年人。他们的学习方式和思维模式日趋稳定与成熟，在专业学习与社会生活过程中，已开始不断地建构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在社会转型升级以及全球化、信息化浪潮席卷而来的关键时期，他们会经历种种社会思潮的冲突与影响，并以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
此时，高校如果依然满足于对大学生进行传统的专业教育和技能教育，各种问题定会扑面而来。全人教育应该贯穿于青年学生的整个成长过程，其中培养大学生的人格健全、身心和谐以及社会担当尤为重要。大学生不能成为纯粹工具理性的产物，应该不断实现价值理性的突破，具备浓厚的人文精神和深切的社会关怀。
显然，承担这样的教育使命，大学教师不可或缺。大学教师首先应该身先示范，做好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模范和行为标杆。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学生成绩判定、奖学金评定、本科毕业论文答辩以及研究生推免等各种教育教学和管理过程中，理所当然从教书育人的角度出发，尊重教育教学规律，不能有丝毫徇私、造假和利益输送的行为。但是，仅仅依赖教师的文化觉悟和道德自觉远远不够，政府应尽快营造一个共通、共生、共享和共赢的高等教育生态环境，构造和谐共振的高等教育、教学与管理运行机制；同时，社会、媒体、社区、家庭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应该积极参与。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心情愉悦地教书育人，学生才能充满爱并满怀抱负地求学与就业。（作者：李名梁，系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
无独有偶。6月中旬，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田洪鋆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推了一篇新作——《困在“厕所里”的教授以及隐性教育功能的丧失》。谈及大学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的无可奈何与举步维艰。她在文中说：
“母亲曾是一名小学教师，前几天她拉着我看了朋友圈里的一个笑话，名叫‘困在厕所里的教师’。说的是一名小学教师，因为班级里的小朋友上课时候上厕所总是被告。第一次，一个小朋友上厕所，老师没让去，小朋友尿裤子了，于是家长到学校把老师告了。第二次，又有一个小朋友上课上厕所，老师让去了，小朋友在厕所摔倒，于是家长到学校把老师告了。第三次，又有一个小朋友上课要上厕所，老师一想，我陪着去吧，结果班级由于没人看管，大乱，于是家长到学校把老师告了。我的母亲退休已经20多年了，她问我，现在的小学真的是这样的吗？我很淡定地说，哦，这不算什么，我们大学更血腥一些。”
田教授接着写道：“如果我真的继续鼓励我的学生，打算实现教育的隐性功能时，我发现我就会被困在‘厕所里’。有时学生就会闹情绪，甚至会以失眠、抑郁、自杀来逃避眼前必须完成的工作。有时他们的父母参与其中，一名研究生的母亲找到我，质问我是不是对她的孩子有意见，为什么要让他读这么多书？前几天更可怕，有一个学生的开题报告实在太不让人满意，于是我让他重复改了很多遍，他先是在某天半夜向我倾诉了他的苦恼，然后突然发了一条短信给我，说我要逼死他。然后我就不得不住手，我住手了，但是我的内心特别复杂。”
令田教授意想不到的是，3天时间，她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10万+，而且文章迅速被30多个微信公众号转载。
是什么触发她写下这样一篇非学术、非专业的博文？“困在厕所里的教授”，大学教师所处境遇究竟是偶然还是常态？这个“厕所”究竟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与田洪鋆展开了对线.学生在大学阶段暴露的很多问题的根源不在大学
田洪鋆：我想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上到国家、下到百姓，都在关心并且参与着关于教育的各种话题与实践。为什么在今天，教育会让人们感到如此困惑？我想，主要是因为教育外部环境变化太剧烈：第一，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应该怎样与时俱进？第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对生活、人生的理解变了，教育该如何帮助人们更好地实现自我，进而促进社会发展？第三，教育怎样准确识别不同类型的群体以及他们对教育的不同需求，进而呈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和多样性？第四，教育怎样支撑国家未来发展？可以说，未来中国的样子，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表现，直接与教育相关。
以上方方面面，让参与到教育活动中的每个人都有被“困”住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涉及一点在当今国际背景下关于苦难教育、挫折教育与当下快乐教育之间的思考，就会引发大家的关注和思考。
田洪鋆：在14年大学执教生涯中，我发现学生在大学阶段暴露的很多教育问题，大学往往解决不了。这只是教育链条传导效应的体现，其根源实不在大学。我看到很多学生的问题，其实源自他的原生家庭或教育链条的某一环节。因此，有时我会产生很强的无力感，很难去改变什么，然后我就会思考，这到底是因为什么？这篇文章就是我思考的一部分结果。
如果教育的这些基本问题解决不了，比如对教育的态度、观念，对学历的看法等，专业教育的效果肯定会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如果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即便我教授他法学知识，也没有办法唤起他的责任感和学习欲望。因此，从某种角度讲，一些教育本质的问题，其实比专业知识更加重要，只有把这个问题捋顺了，教育效果才能更好。
田洪鋆：今天的孩子能体会到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轻而易举地体会一些我们小时候没法感受的“快乐”，比如玩游戏、吃大餐、出国旅游等等，但这些都是低级快乐，真正的幸福是迎接挑战、战胜困难带来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同时，今天的孩子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从个人层面说，在社会经济高速运转之下，人较容易迷失自己，找不到幸福和存在的价值。从国家层面看，得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田洪鋆：“厕所”指的是限制。现在的一些教育理念、制度设计等束缚了教师、教学的活力。说得直接点，现在孩子一有问题，家长就会找学校，学校就会让教师承担责任，而不管这事究竟是谁的责任。
因此，现在高校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维护教学秩序和学生工作上，核心就是不让学生出事。这样的情况下，教师也深知，出了问题，哪怕不是我的责任，我也会跟着受牵连，那我何苦呢？这就是被约束住的活力。教师活力无法释放，教学质量自然就会受到影响。
田洪鋆：教育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今天的中国教育需要不断调整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至于怎么改，这需要反复调研和论证。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规模高校改革时，也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论证，进而涌现出了博比特、查特斯、杜威等一批教育家。
同时，思想观念层面的问题也很大。过去40年，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但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的配套建设还没跟上。人们的观念被经济发展改变得太多，形成了唯金钱论等，而道德、修为、自我约束以及敬畏之心，都要跟着经济发展与时俱进。比方说，在教育方面，家长都会强调自己有什么权利，对学校教育指指点点，但是有多少家长反思自己的教育义务？哪些义务是该自己承担，却推给了学校？一个人接受教育有三个来源，即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者相得益彰，互相配合。但现在来看，有一部分家庭的“家教”缺失或不到位，一味地把教育责任推给学校，是不现实的。至于社会环境和文化方面，比如说，之前我国鼓励多生育，每个家庭有多个孩子，那时父母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视教育，在他们的观念中，有一个孩子出息了，其他孩子也就随之被带起来了。在独生子女时代，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家长就会对孩子的教育无比重视，以至于认为如果孩子学习不好，连出路都没有。
记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在你看来，时代赋予今天孩子们的特质以及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
田洪鋆：首先要指出的是，中国教育在今天遭遇的问题其实是预料之中的。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在不断发展，教育能不跟着变吗？只不过我们赶上了这个要变没变，即将要变的“节点”，因此大家觉得这是天大的事。但这个现象也绝不只存在于中国，其他国家也遇到过类似的教育问题，而且也正在遭遇新的问题。
教育就是如此，它会根据不同国家、国情以及发展阶段等因素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遇到问题解决即可，没必要唱衰中国教育。比如，现在，日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社会需求欠缺，人们对极简主义的追求，进而出现了低婚姻率、低生育率等。日本也在琢磨怎么从教育下手，扭转这个社会问题。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人们对教育也是一个劲儿地批判，这才促使高校进行改革。这都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必然问题，不用大惊小怪，但也不能“把头埋在沙子里”。
记者：对于解救困在“厕所里”的教授，实现教育的隐性功能，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良方？
田洪鋆：这段话，我说过多次——“亲爱的孩子们，你们接受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拿一个文凭，也不仅仅为了掌握某一个学科的知识，
同时，也不要拒绝在你前进道路上一直鼓励你、督促你的那些老师，不要让他们困在“厕所里”，因为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而解决困在“厕所里”的教授，实现教育的隐性功能，首要就是解放教师。无论是改革还是改良，都必须把教师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激发他的活力、释放他的热情。但想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就像我们上面所说，教育是一个涉及面特别广的问题，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认识和国家的文化、环境都会对教育产生影响。有时候，我们想要解决教育问题，不仅要从教育链条本身下手，捋顺其他各个环节，还要从影响教育的一些其他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一个健康、良性运转的教育体系，也才能把“厕所里”的教授们“释放”出来。两位教授内心的挣扎，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究竟是什么将教授困在了“厕所”，隐性教育功能缘何会缺失，教育本该具有的功能靠什么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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