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绊住了中国学术

 

 

学必致用，是儒家思想传统的一部分，儒学在历史上变成经世致用之学，实用精神已经深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很多人认为理学“失于空疏”，实际上依然是儒家实学。例如理学各家对于知与行之先后、轻重、难易，各有所辩难，弄得当代思想家也不得不接着谈。知行必须合一，却无需辩论不言自明。程朱讲“知先行后”，王阳明要求知行并进，要求“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在这一点上，程朱比王学清醒：他们至少把知行分作两桩事去做，把“知”隔出来追求。

 

刨根揭底问一句：究竟为什么必须“行其所知”？我们对此几乎从无质疑。个中原因，是中国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知行若可分离，思索不必济世，作为读书人，人格已破产。学与用若可以分离，学者就错用特权，忘记为国家谋福利。

 

翻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层出不穷的事例：真正推动人类文化进步的（顺便也使国家成为文化强国的），往往是不切实际、无关功利的理论：数学如此，物理如此，哲学如此，艺术更是如此。需要固然是发现和发明之母，但好奇心，却是求知更重要、更持久的推动力。

 

而且，好奇心能让研究者不满意发现，而作抽象的普遍规律的思考。对现象后底蕴的兴趣，能促动人寻找适用任何场合的普遍规律。我们引以为傲的指南针等三大发明没有发展成三个学科。《梦溪笔谈》已经看到磁石指南“莫可原其理”，但就是未深究下去。祖冲之的圆周率七位计算，其说为“径一丈周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丝六忽”，如此表现方式，也可能源于过于实用，但是天才的思索，也就很难延续下去。

 

拒绝抽象的习惯，植根于实用精神：使中国思想满足于意义的在场性，不去作普遍化的追寻。抽象的结果，有可能具有开拓出新的体系那样的大用，但哪怕最终依然是思想游戏，也不是坏事。对于思索，不能以有无实用价值论之。

 

即使在中国，也有看出知行不必合一的人。老子主张“知其白，守其黑”；庄子求“无用之用”；佛家则认为“智慧”是解脱之道。现代性在中国萌芽时，谭嗣同要求“贵知不贵行”。他认为真正的思想领袖，“皆以空言垂世，而不克行之”。五四之时，实用救国的需要越发迫切，1920年代中期，周作人已经提出“礼赞希腊人的好学……纯粹求知而非实用”。如此超越实学的知行观，在中国历史上前后辉映，难能可贵。

 

据说曾经有一个学生问柏拉图：你的学问有什么用？柏拉图给他钱，叫他离开学院。中国当代学术要纠偏，没有必要走得那么远，毕竟中国科学技术界还要赶超许多先进技术。中国人完全不必担心过分虚空的学问泛滥，国家体制和商业社会，会极其迅疾有效地把研究者拉回实用。而要改造过于求实的学风，需要学界对中国学术历程认真反思，在学院内开始创造一种新的学风。

 

幸亏，中国学界目前已经非常庞大甚至拥挤，在研究者人数上，在刊物数量上，在学术资源的投入上，都已经可以而且应该允许（先不必说鼓励）一部分人作“无用”的思考。哪怕现在看起来无用，哪怕最后也证实为无用，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相反，大家拥挤着做有“立竿见影”实效的学问，已经证明创见甚少，行之不远，重复低效，浪费资源。考虑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允许学术非功利”这一步再不走，就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