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云翱，江苏扬州人，1956年12月生，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文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南京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海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大众考古》月刊主编。兼任中国考古学会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考古、城市考古、文化遗产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会长等。
【2018年的我】除了在南大讲课之外，我的其他的时间都是在路上，跑了太多的地方。有的是为了学术课题的调研，还有到其他地方讲课，包括日本和韩国。我还参与了全国政协组织的一些专题调研活动。匆忙、紧张但也很充实。
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贺云翱是宝应农村的一名畜牧“小医生”。如今的他，已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是国内考古学界被大家认可的学术领军人物之一，主持了多项重大考古发现和研究课题。改革开放40年的滚滚洪流，彻底改变了贺云翱的人生轨迹。什么是“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分子贺云翱的这40年，无疑是最好的回答。
我家在宝应县农村，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我在宝应从事“赤脚兽医”工作，那时我年龄小，个子不高，为牲畜治病，白天黑夜地随叫随到，他们亲热地叫我“小医生”。 大概到了1977年9月，社会上开始传可能要恢复大学考试。不过我在乡下，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我线月了。复习考试的时候也没有太多资料，当时是老师找来一些基本的资料让我看。我是1974年高中毕业的，毕业三年之后教材也有一些变化。当时宝应县中学的张贞庆老师为我找来的就是1977年的教材，比较新，我们的复习主要根据教材。我自己认为1977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要还是靠原来的知识积累，因为只有二三十天可以复习。复习的时候也稀里糊涂，就是翻翻教材，自己练练题目。
考试还是比较顺利的，我觉得题目都比较熟悉。我是乡下人，那时候考试和报志愿都不敢报好学校，所以我一开始报的都是什么高邮、盐城的师范学校。后来张老师一看，说：不行，要么就南京大学，要么就北京大学，其他的你不要报。我就改报了南京大学。应该说张老师是我高考的引路人。
1978年2月到南京大学报到，我是从宝应县坐长途汽车来的南京。那时南大学习氛围特别好。晚上熄灯之后，在盥洗室、路灯下面、教学楼的台阶上，都有人就着灯光看书，早晨到处都是读书声。另外在食堂里面，吃饭时我们经常跟中文系、外语系还有其他系科的同学交流，谈学术，关心国家。我现在读当时的日记都可以看到，“要为祖国的四化而奋斗”、“要又红又专”、“要有理想，为国家贡献青春”，这类东西在学校每个人身上都能感受到。那个时代“文革”刚刚结束，有这样一个好机会，能考上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这是时代对我们的眷顾，我们能不努力吗？
77级学生进校的时候，都比较自觉地有一种自我期待，然后奔着这种理想不断调整计划和兴趣，不断补充知识，认真听课，有不懂的地方就请教老师，还大量阅读，放假都在学校读书，一边读书一边做读书笔记，做资料卡片，也会经常自我探讨或者写一些小论文。
1982年2月从南大毕业后，我进入南京博物院工作，很幸运地成为文革后培养的第一批考古学者。这一段时间对于我来说，是把大学所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黄金期”，参加了很多古遗址和古墓葬的调查和发掘。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参与创办了一本杂志叫《东南文化》，我担任编辑部主任，甚至连杂志的刊名、办刊宗旨都是我主要完成的。做学术刊物很辛苦，没日没夜的忙，但是杂志影响越来越大，文章转载率高，获得了学术界几乎所有的奖项，这本杂志对于我来说像个自己的“孩子”一样，很有成就感。直到现在，《东南文化》还是全国学术名刊。
这段工作经历对我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甚至于还让我养成了喜欢办刊物的个性，刊物可以推动学术，创新科学，传播知识，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我现在还主持着一本名为《大众考古》的月刊，另外还有几种刊物在编。这些都是受到当时的影响。
我工作的第二段经历是1995年之后，我离开了南京博物院。当时南京市文物局的局长欢迎我去文物局。我在那里创办了南京市文物研究所，担任常务副所长，参与考古、文物保护和博物馆等工作。总的来说，我比较喜欢做一些开创性的事情，可能这是77级大学生的普遍现象，不喜欢守成，希望能够有所创新、独当一面，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业。和我同一级的很多朋友都有这个特点。
这一段时间，我又走向了考古第一线，开始了对六朝都城的考古，现在我在考古学界的一些荣誉，如中国考古学会三国至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主要得益于这段时间的考古经历。可以这样认为，早年做杂志时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再重新回到田野考古一线，状态就不一样了，会更加敏锐一些。比如发现的“钟山六朝坛类建筑遗存”荣获2000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发现南朝上定林寺遗址引起日、韩等国学者关注；通过明孝陵考古参与推动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发掘的明东陵陵寝遗址成为中山陵园管理局建设的江苏第一个考古遗址公园；率先发现和建立六朝瓦当知识体系并开展六朝都城功能空间探索；首次开展栖霞山石窟考古等等。有的考古工作一直延续到今天，如这两年对南京六朝“石头城”的考古发现，源头就来自我在1998年的考古经历。这些工作为“六朝考古”这个在东亚地区非常有学术地位的事业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努力。
仔细回顾的话，这一阶段除了主持不少考古项目外，还开启了我参与文化遗产事业的历程。比如，2000年参与明孝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当时我担任专家组组长，主持完成了申遗文本撰写和参加接待联合国教科文专家考察等，自始至终带领团队参加这项世界遗产的成功申报。当然，这项工作也引领我进入了文化遗产学术领域。近年来我们在南京市文物局支持下，通过调研和文本编制，推动南京加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城市；参与中国明清城墙申遗；带领科研团队在全国承担和完成800多项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课题等，同时还发表大量文化遗产研究论著，培养了一批文化遗产专业方向的硕博人才。这些经历，都让我加深了对江苏、对南京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加深了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建设的认知，为把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找到了路径。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今年我提交了多个提案，有的提案发挥了积极作用，还多次参加参政议政项目调研，为国家事业尽己心力。
我回到南京大学任教是在2002年。回到母校当老师，自然会回想起自己当年做学生时的学习和生活。和我们那个时代的学生相比，我的学生们思想更加活跃，也更加个性化，不过在用功程度上感觉远不及我们77级。所以我们着急呀，跟学生讲，必须要更加用功一些，要有更加远大的理想。
但换个角度想，我们那时在学校时就是一门心思读书和做学问，没有想得那么多。现在的学生想得比我们多，是因为他们面对的社会更加复杂，市场化、全球化、智能化下竞争压力更大，有的学生在大二大三就开始考虑 “我将来应该怎么找工作”。我们当时临毕业了，都没想过“我要去哪里工作”，因为有许多很好的单位来要我们。我们那时候吃饭，大家喜欢坐在一起，谈的更多的是学术和国家。但现在走到食堂里面，学生们大多是四个人、两个人坐一桌，更重私人化吧。
虽然学生们和我们当时不一样，但还是有一些精髓的东西一直传承了下来。过了这么多年，南京大学的学术气氛、学术传统依然保持得非常好。学生们对于基础研究充满渴求，会有更多的学生选择读研，或者寻求出国去深造。参加工作时，也会比较在意工作单位及所在城市与自己专业的对口程度，对专业选择更加慎重，我相信“江山代有才人出”。
我给学生们上课时，会和学生们说，“你们选择任何东西，老师都很支持。要对得起自己的理想，对得起自己、家人和国家”。我觉得这些年的经历，就是一以贯之坚守自己当年对理想的选择。在南京博物院，边考古边参加创办学术刊物《东南文化》；在南京市文物局，创办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长江文化论丛》，开展都城考古；在南京大学，创办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和《大众考古》，在全国高校率先开辟文化遗产学术方向和硕博人才培养等。我始终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把所学和实践相结合，为社会进步做更多贡献。我作为一个高校教师，研究和教学是我的主体任务，现在不仅带着多名硕博研究生，还给本科生上课。每个星期，我都要给全日制本科生上三节课。
回顾这40年，我从一个农村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大学教授。我们国家的城市、乡村、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改革开放的这40年，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没办法相比的，历史会记住这段伟大时光，我们身居其中，倍感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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