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根兴：从出版社的角度谈博士论文如何出书

　　本文刊于《出版发行研究》2019年7月刊，原文标题为《博士论文如何成书 ——一个学术出版社编辑的视角》。

　　在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型中，对学术著作供给侧的分类梳理和系统整合已经成为一项当务之急。在哲学社会科学出版领域，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以及相关课题研究成果在过去40年内，已经成为学术出版内容的重要来源。比如，《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自1988年开始至今，已经出版将近300种。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也对博士论文入选开了相应口子，并规定博士学位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需在通过两年以后并经过较大修改方可申报，需要提交论文或者报告原文，以及详细的修改说明，具体说明在内容、结构、研究方法、字数等方面的变化。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自2012年开始，设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择优出版博士后成果，至今已达200多部。每年自社科基金结项课题以及相关课题研究成果成书的出版物更是不计其数。但需要几方面达成共识的是，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以及相关课题研究成果，并不必然或者当然就能够成为学术图书出版，也不必然能够进入学术图书的营销渠道，被广大读者接受，进入学术思想市场，从而推动学术内容的累积性创新。除了学术内容需要评审专家把握之外，该类成果转化为学术著作，以图书的形式出版，也需要经历相应的转变，包括作者视角的转变和内容形式的转变。本文以博士论文为例，来阐释博士论文与学术图书的区别，并解析博士论文成书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相关问题。

　　博士论文与学术图书有一定联系，它们都是学术研究创新和内容的载体，但也有很多的区别。博士论文成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往往与学术环境和出版环境有紧密关联。我们需要先从大的外部环境来明确几个事项，才能引起高度重视，以及认真对待。

　　首先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博士论文在答辩通过后，会在学校图书馆以及国家图书馆备存，在数字化的时代，也会在各种数字平台备存，比如知网就设有专门的博士论文库（博士后出站报告也可以在数字化平台上找到）。数字化技术手段以及近来的开放获取运动，在逐步破除博士论文获取的障碍。一个理想的境界是，通过网络技术手段的改进和相关理念的破除，研究者以及读者可以免费地、无论何时何地获得博士论文的相关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博士论文是否还有成书的必要？

　　实际情况是，博士毕业后几年的青年研究者都在大量出版博士论文，这既有现实的考虑，也有学术研究成果传播的考虑。

　　一是职称晋升的需求。博士学位获得者很大一部分都将进入高校和研究机构，在两三年之后就将面临晋升职称的需求。职称关系到收入、社会地位以及项目来源，对于学术从业者的人生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刚刚进入学术岗位的人员，有着大量的教学任务、完成课题的任务，无法像博士期间那样沉入学术撰写相应著作。而目前很多院校对于职称晋升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拥有一部专著在某些院校被写进职称晋升资格条件，即使没有这种明文要求，拥有一部专著相对于其他竞争者也具有一定的优势。

　　二是考评与结项的要求。即使没有晋升需求，每年的年度个人考核，也对学术从业者提出了相应要求。虽然各学校相对于学术专著的计分体系不一样，有些以论文为重，但总能作为学术成果做相应统计。考评的要求不仅针对个人，而且针对学术机构，小至研究室，中至各院系研究所，大至各高校和研究院。比如在上一轮的教育部学科评估中，学术著作的出版就占有相应的分数，很多机构之前重视论文，而在该项目上丢分甚多。对于其他基金项目而言，有时候出版学术著作是基金课题结项的内在要求。

　　三是学术简历加分的需求。学术简历上增加一两种学术专著，无疑会增加更多亮色。学术简历上拥有较多的学术成果，能够增进学术机构、基金会、评审机构的认可，可以更进一步推动学者个人的学术生涯发展。

　　当下的时代，信息密集，已经不再是一个“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优秀的内容也需要进入体制化的流通渠道和思想传播渠道。中国古代有“藏之名山，传之久远”的说法，这是因为古代面临图书出版成本限制以及传播渠道狭窄的问题，藏之名山可以为后人获得保留了一份机会。当下的博士论文出版成书之后，才能更广泛地进入书店卖场、图书馆、电商，从而扩大论文内容的受众面，进而被别人阅读、引用和传播，从而对图书的读者和相应学科产生影响。而这一点，才是学术从业者的终极目标。

　　博士论文如果想要成书，就需要明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博士论文是图书内容的重要来源，但在成书过程中，也需要根据图书的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因而明白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必要的。就写作主体、评审主体、流通主体和阅读主体四个方面而言，博士论文和图书存在很大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影响了两者内容的组织和生产过程。

　　博士论文的写作主体是在读的博士生，每个博士培养机构以及相应学科都有相应的培养方案，各个学科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总体而言，博士论文应当体现出博士对于学科核心概念和知识体系的理解并熟练运用，凸显学科相关知识获取能力、鉴别能力、创新能力以及方法论视角，并能追踪前沿理论和研究进展。博士论文的写作在这样一个框架中形成，具有各学科培养的结构性限制。有时候，博士论文指导老师的兴趣和方向也会直接影响博士论文的选题、研究方向、写作形式和风格。而学术图书的创作者从主体角度已经转变为作者，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主体性，能够有一定的自由意志，可以从自己的角度，以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风格，发出自己的声音。

　　博士论文选题的立意、结构和评审，主要的评价主体是导师和学位评审委员会，而唯有获得导师和评审委员会认可，博士论文才能够通过。评审主体相对局限于该学科的部分从业者，很少能够突破相关群体的范围。另外，论文内容的组织架构以论文的形式生产，按照问题提出、文献梳理、资料收集、观点论证、结论的线索进行推进，并以某个创新性观点、创新方法、创新材料为最终标的，呈现研究的前沿性和探索性。

　　而学术著作的评审，不局限在某个学术机构。出版社立足于全国乃至全球的学术市场来进行判断。尽管内容创新性的判断仍然基于专业同行的评审，但已经基本突破了原有博士培养机构的范围，在一个更加广泛的学术生产平台上进行。

　　出版社基于出版成本、市场销售以及成本的考虑，会更注重内容在学术市场上的表现，毕竟“销量也是一种影响力”。

　　博士论文流通的制度化渠道有本校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收藏中心等。后者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定的全国唯一负责全面收藏和整理我国学位论文的专门机构，也是人事部专家司确定的唯一负责全面入藏博士后研究报告的专门机构，自1981年我国实施学位制度以来的博士论文收全率达到98%。但由于版权的限制，国家图书馆的数字化博士论文在获取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不便利。除了这些制度化的渠道外，博士论文的传播范围就会较为局限在导师、评审委员会、同门以及同学等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中，由于博士论文是非正式出版物，它在流通上存在很大限制。

　　学术图书的流通渠道就要广泛很多，学术图书流通市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体系化的流通渠道和营销渠道，经过发行渠道、书店、电商而到达图书馆、最终读者手中。每一个环节、每种流通渠道都有自己筛选相关商品的标准，都有资金的限制，学术图书只有经过这些标准的筛选，才能在卖场上让读者见到，在图书馆让读者借阅。

　　博士论文的阅读主体与上述的传播范围较为相似，局限于导师、同专业同学、评审委员会等有限群体中，即使产生跨越机构的影响力，在阅读规模上也会有所限制。通过出版社遴选以及流通渠道建设之后，图书的潜在阅读主体会广泛很多。由于进入了学术思想的流通渠道，一部好的基于博士论文而产生的学术图书有跨越机构限制、时间限制、空间限制，甚至学科限制的可能，从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基于上述四个方面的不同，成为作者的博士，需要面对更加广泛的学术市场要求，而对博士论文进行系列化的定位调整，发出自己作为作者的声音，展示自己的行文风格和学术取向，凸显自己的主体性以及作品的主体性。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出版机构评审意见的吸纳是重要一步，同时也需要更加具有以下两种意识。

　　一是要更加具有读者意识。书是用来读的，用来保存和流传的，而不仅仅是为成书而成书，为出版而出版。后面这一点也正是当下博士论文出版过程中鱼龙混杂，引起很多不满的原因。博士论文的语言风格、内容架构、行文方式都要更加考虑读者的需求。还需要考虑的是，读者是分层的，分学科的，很可能不是本学科人员在读这本书，要避免过多的未释义的专业术语和论文式、课题式语言、痕迹。作者在修改过程中要对博士论文的内容可能涉及的读者群体有多方考虑，尽量能够有所照顾。

　　二是要有影响力意识。图书销量是一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构建不应仅仅局限于本学科、当下，而应该能够突破学科的限制，影响其他学科的相关从业者，打破地域的、时间的隔离，将局限于一时一地一学科的发现尽量提升到机制、理论的层面，从而影响相关学科的研究者。现代的学术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很多主题的研究都是跨领域跨学科的。学术著作应当探讨基于局部经验的理论意义和一般性意义。

　　三是要有体系化意识。论文和专著的区分主要在结构、内容和性质等方面。论文是对一个论题的阐述，是一种问题性的思考，而专著是对一个专题的论述，是一种体系性的思考，具有较为广泛的展开和较为深入的论述。专著的深度和广度要超过论文。 ① 因而，在修改成书的过程中，对于某些知识点可以进一步展开，进一步丰富，进一步深化，支撑起专著的广度和深度。

　　在明确了博士论文和书之间的区别之后，作者要想将博士论文交由出版社出版，就应当努力从这几个方面进行斟酌，考虑跨学科、跨领域、跨时空的读者对著作的需求，从而努力拓展和补充相关章节的内容，使之成为具有体系化的内容专题，让读者从中获得相关的知识。但在具体的细节方面，从出版社以及市场的角度来看，想要成书的作者尤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对于一部独著的图书而言，书名就是该书的名字，包括正书名，对正书名做进一步解释说明而不独立使用的副书名，以及另一种语种的并列书名。书名是图书的重要标签，起着识别图书、检索图书、分类导航的基本功能，而且是该书最为持久的广告，在图书营销中发挥独特的推动作用。②在学术图书中，尤其是图书内容源于博士论文、课题成果以及其他会议的时候，作者应当注意如下相应原则。

　　学术图书是面向市场的，市场包括图书发行的渠道市场、图书馆市场以及最终读者市场，每一个环节都有自主判断和遴选的功能。只有被读者选中，进入思想传播的渠道，并最终被收藏、阅读、引用，学术图书的价值才能真正得到发挥——影响读者及相关学科。因而市场的考量是第一位的。与此同时，学术图书往往不是速销品，书名中最好能够去除掉影响时效的因素。比如“族群交往与宗教共处”作为书名，本身不具有时效性，但如果将这些文章的出处“2007年北京论坛分论坛论文集”作为副书名，就完全影响了该图书在市场上的时间影响力，让人以为这是一部过时的图书。

　　无论博士论文或者学术图书，都是在学术脉络中进行研究和推进，因而，书名如果能够体现学术的发展趋向，就会起到给读者指引的作用。“理解社会：社会空间、主体性与秩序——基于流动农民工的经验研究”这样一个书名，比较累赘，作者想表达的内容太多，反而影响了核心主题的表达。该图书中的核心内容是响应社会理论脉络中的空间研究转向，因而可以建议的书名为“社会、主体性与秩序：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后者将作者的理论取向、经验研究以及学界研究的“空间转向”整体表现出来。

　　博士论文研究一般都聚焦于细分领域，但有时候过于细分，也会影响文中其他相关内容的陈述。比如“乡村扶贫资源分配中的精英俘获”，具体到了乡村扶贫资源分配的领域，但内文中大量理论梳理以及核心论题都在“精英俘获”这个主题上，因而可以建议改为“精英俘获——扶贫资源分配中的乡村叙事”，将扶贫资源分配作为一种案例，以“精英俘获”这个主题与其他案例、其他国别的经验进行比较，使得该书本身具有了比较视野。

　　学术图书的书名应当精练，去除不必要的冗余词语。在日常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课题名称（包括社科基金课题）一般都含有“研究”二字，以便于课题名称的规整。但学术图书本身就是一种研究，已经通过章节构成的内容来体现“研究”的含义，因而书名中不必要体现“研究”“探析”“视角”等相关词语。比如“法律起源与国家法形成规律探析——以西南少数民族的神话等为本为例”就可以精练为“法律起源与国家法形成——以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等为本为例”。“增长转型与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化研究”可以调整为“增长转型与中国比较优势”，“政府竞争视角下的企业并购与产业整合研究”可以建议为“政府竞争、企业并购与产业整合”。

　　学术研究追求知识的探索和创新。严复在《原富》中曾说：“ 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学主知。”就是说，学术所探索的原理、机制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狭窄的领域，好的研究应该能够通过阐释相关理论，给其他学科以启发。现在的学术研究跨专业的现象越来越多，学科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一部好的著作，应当有影响相关学科的动力和野心。比如有一本书研究民族志电影制作者与被拍摄者的关系，从权力的维度切入，反思各行动主体之间的关联，如果书名仅仅叫做“民族志电影制作者与被拍摄者关系反思”，读者群体就过于局限于民族志电影拍摄从业者。但书稿的内容其实是想通过这样一种关系来探索行动者之间不同地位、角色和权力关系，以这种关系来看待拍摄的角度。从其正文内容中，我们可以选择两个备选书名，“隐藏的遭遇——民族志电影制作者与被拍摄者关系反思”或者“谁的眼——民族志电影制作者与被拍摄者关系反思”。这两个带有人类学意味的书名，启发于著名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和《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书名应当准确，所传达的信息应没有歧义，精准传递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这是对书名的基本要求。需要牢记的是，图书是一种公开出版物，面向宽广的读者市场，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个体所在的狭小范围、狭小机构、狭小学科。可以设想一个场景，比如将这本书放在图书卖场，看众多读者的反馈，从这个场景下考虑图书的书名。“夸张的历史发展和审美体色”，从一个外学科的人来看，无法看出这本书写的是“夸张”这样一种语言学领域的修辞格的历史演变过程。“重大法律评论”，我们第一眼也无法领会这是重庆大学主办的一部法律评论图书。

　　图书中的目录是出版物正文之前，排列正文及部分相关内容的标题，包含正文中所有内容题目以及页码信息，包括正文前置部分（出版说明、各种序言、范例等）、正文（包括篇章题目）、正文后置部分（附录、参考文献、索引、后记等）。目录按照篇幅和功能有多种分类，比如有总目、分目、图目、表目、栏目目录等。

　　博士论文也有目录，体现了研究的思路和内容的框架，各个学科对这两点都有细致的要求。图书的目录页起到了导航全书内容的基本功能，是全书内容的骨架和地图。对目录的基本要求：一是提供实质性内容；二是要有设计感。

　　目录提供实质性内容是其基本的要求。但由于博士论文以及其他课题研究成果在答辩或者课题结项中有其自身对实质性内容的定义，论文和图书两种体裁的区别，也导致了两者在目录上的诸多差别。

　　论文有其自身的模板，都要引出话题、文献回顾、方法介绍、数据分析、结论，有OCAR结构和ABDCE结构等。篇幅较大的论文也会提供目录。但完全将论文的目录搬到图书中，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效果。比如有一部书稿的目录，在去除掉所有二级和三级标题后，呈现给读者的就是“第一章导论”“第二章文献回顾”“第三章研究方法”“第四章研究结果”“第五章讨论与结论”。读者从目录上无法看出正文包含的实质性信息。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在博士论文书稿中的目录中较为普遍出现的情况是，作者往往在第一章呈现研究的相关背景和理论梳理，但采用的章节题目仍然是论文式的语言。比如：

　　针对这种问题，建议作者提供能够反映主题内容的章节名，准确传达章节内的信息。第一章非常重要，写得好，可以吸引读者翻阅全书。而论文式的章节名称，限制了大部分读者的阅读兴趣。上述标题的国内外相关文献下面，对于读者而言，隐含着大量可参考的内容。这一点需要在目录中进行体现。调整后的目录如下：

　　目录是全书的骨架，体现了作者对该主题研究的把握，以及该书内容的分布格局，因而需要反复思考，全面权衡，对于图书的一级、二级、三级标题从读者和市场的角度来琢磨。章与章之间的标题在字数、结构、风格上要相对统一，层级结构前后要基本保持一致等，体现出作者对图书的精心谋篇布局，从而吸引其他读者阅读和传播。

　　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是学术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别于其他出版物的重要标志。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的体例化绝非小事。尽管普通读者、科学界和学术圈以外的非专业读者，可能觉得页下的脚注、后面的尾注或者文献引用是并非必要的累赘，但需要指出，这些东西对于激励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它在根本上体现着学术发表的公正性，而这种公正性大大促进了知识的积累和进步。

　　博士论文和其他学术研究成果一般都有这些要件，各学校、各科研机构、各学术基金以及各学科对博士论文、课题成果等都有相关文献注释体例的要求。各期刊也都有对拟发表文章的注释体例要求。但在学术图书出版过程中，尽管自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以后，该问题引起了多方面的重视，也有了很大的改进，但由于多种注释体例的存在，目前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博士论文以及其他课题成果成书的过程中，学术图书的作者应该根据各学科的要求以及各出版单位对于该体系的要求，做出进一步的修改。学术出版机构也要把握学科的相应要求，灵活推动该方面写作和出版的规范化。

　　注释分为内容注（content notes，又称说明注）和出处注（source notes，又称引文注），两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而作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出处注与文献信息紧密相连。它是标明引文文献信息来源的注释。

　　在大量实践基础上，2010年，国际标准ISO690《参考文献和引文信息指南》推荐了三种类型的注释体例，包括著者-日期体例（Name and date system），很多文献中也称著者-年份体例（Author-date system），是在哈佛体例的基础上总结而来的；编号体例（Numeric system），也称为顺序编码制，是在温哥华体例的基础上提炼而来，我国的国家推荐标准GB/T 7714-2015大量地使用的是这种体例；行文注释（running notes），是在牛津体例的基础上演变而来。每种体例下，推荐了两种具体的著录格式。读者可以参考使用。

　　国内学界应用的注释体例形式，在具体形式上有着些微的区别，但总体而言都沿用了上述国际标准中的体系，各出版社、学科、大学机构根据上述体系进行了进一步修改，适用于本学科、本出版社、本刊物的出版。

　　GB/T 7714-2015推荐了顺序编码制和作者年份制两种体例格式，并区分了出版物类型，并对著录符号进行了细致规定。属于温哥华体例（Vancouver Style）的变形，温哥华体例一开始在医学领域比较普遍使用。引入中国后，在科学领域以及高校学报中使用比较广泛。

　　《芝加哥手册：写作、编辑和出版指南》（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简称CMOS）推荐了注释-参考文献制和作者-出版年制两种注释体系。前者比较适合于人文学科使用，后者适用于社会科学。

　　《美国心理学协会出版手册》（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简称APA出版手册），推荐了著者-出版年制一种体例格式，但在具体著录格式上跟CMOSZ中的著者-出版年等其他体例有所区别，在心理学领域以及其他相应学科大量使用，应用范围较广。

　　《美国语言协会论文写作指南》（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Handbook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简称MLA手册），推荐了一种变异的著者-出版年制，在具体著录要求上与其他几种有着很大的区别，目前在语言学领域比较普遍地使用。

　　目前这几种体例在学术著作的写作和出版中都有所使用。学术著作的出版不像学术期刊，前期已经规定了一种引文体系。由于大量学术著作在寻求出版中，已经基本成型，作者也比较习惯于某种注释体例，因而，强行要求学术著作在各学科之间注释体例一致，比较难以成行。因而，一般而言，出版社会要求学术著作内部在体例注释格式上保持一致。比如使用了芝加哥手册中的著者-出版年制，就不应该出现APA中的注释格式；使用了GB/T 7714的顺序编码制或者它的著录符号，就不应该出现APA的格式。

　　应该强调的是，这几种体例内部有着自己的使用规则，体例与体例之间不应该随意跨越，尤其是不应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著作-出版年制和注释-参考文献制交叉使用的情况。

　　学术出版界在实践中也不应否认各学科内部使用学术共同体习惯的注释体例格式，比如，有些出版社为了符合质检要求，在一部著作中既保留了作者原来的APA格式，也增加了GB/T 7714的顺序编码制。这种做法其实是削足适履、画蛇添足，否认了学术出版的专业性导向。

　　作者在写作书稿或者在修改博士论文的时候，应当按照各学科以及各出版社的要求选定其中一种注释体例及其格式，并确保注释的准确性、文献信息的齐全性、文献著录格式的前后一致性、引用行文的真实性等，确保读者阅读到的是真实信息，也便于读者能够找到原有文献。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研究的可复制性很难真正做到，确保文献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也是可复制性的一种表现，有利于推动学术知识的可累积性创新。

　　书名、目录和文献注释体系是目前博士论文或者其他相关课题研究成果转化成书的过程中比较突出的几个问题。当然，学术著作出版过程中也存在其他一些一般性问题。由于有太多文章和文件阐释过，这里仅大致列举三类。

　　行文中文字表达要准确，无错别字等，并且要符合相关语法。这是行文的基本要求。要准确定位时间节点，不宜用模糊时间用语，比如“今天”“明天”“解放前”“前些时候”等。另外，由于博士论文或者课题成果已经准备以图书的形式出版，关于“本文”“本课题”等论文式、课题式表达用语也应该修改为“本书”“本研究”等图书用语。

　　原创以及首发是图书出版的当然要求，因而学术图书的修改出版，应避免抄袭、剽窃、篡改他人学术成果、伪造或者篡改数据和文献、捏造事实等不端行为。

　　对于学术语言的强调是学术论文以及图书行文的重要方面，要保证行文的准确性、客观性、价值中立性，避免带有强烈的价值倾向和价值判断。学术语言的要求，也强调学术出版物要区别于政府工作报告用语以及日常生活用语。

　　导向问题也是学术出版中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学术出版是嵌入在某个政治体系和社会文化中的，也要注意社会中的相关禁忌，注意政策性、政治性、法律性、保密性和民族宗教问题等。

　　在博士论文成文过程中，有些问题是一般出版物都会遇到的，本文从编辑实践出发，针对这个环节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梳理。总结而言，博士论文以及其他课题式研究过程要作为学术著作进行出版，需要作者和编辑一起做好以下工作：① 努力琢磨书名；② 精心布局目录；③ 细致调整行文；④ 完善学术要件；⑤ 防止学术不端；⑥ 杜绝导向敏感。

　　在本土原创学术图书出版过程中，以博士论文为底本的学术图书占有一部分比例，也产生了诸多优秀成果，很多学者凭借博士论文的出版而一举在学术界站稳脚跟。但博士论文转化为书仍然需要注意一些问题，这是本文着眼的问题。在学术出版领域鼓励原创和推动原创，需要出版界和学术界分类针对不同类型内容来源而做出必要的调整，以便更进一步推动学术出版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学术出版领域的四个自信。

　　①陈兴良：《论文写作：一个写作者的讲述》，《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

　　②韦玉莲：《书之立名——编辑不可忽视的细节》，《中国编辑》2019年第4期。

　　[3]谢曙光，等. 学术出版研究——中国学术图书质量与学术出版能力评价[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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