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推荐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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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贿赂犯罪一直是刑法规制的重点。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府官员的受贿行为愈演愈烈，为了遏制住这种行为，党和国家不断昭示反腐败的决心，将反腐败提升到执政兴国乃至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例如最近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其公报中指出：要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制度，把贿赂犯罪对象由财物扩大为财物和其他财产性利益。另外每一年最高检的工作报告当中也有如何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由此可知反腐一直是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但实际上每年仍然有相当多的贿赂犯罪者落入法网，贿赂犯罪尤其是受贿犯罪的发案率仍然居高不下，“前腐后继”并不是笑谈，贿赂犯罪的涉案数额一次又一次地刷新纪录。 我国古代刑法《唐律》中规定有“贷所监临财物罪”，将监临官借贷辖区内百姓财物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犯罪的一种形式。现代一些国家也立法禁止公务员向有公务关联的人借款，例如，根据新加坡为规范公务员而制定的“行为与纪律”准则，“公务员不得向任何受其职务管辖或与其有公务关联的人借贷金钱，或使自己承担债务”。我国现行刑法并没有禁止国家工作人员的借贷行为，在 2007年出台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也并没有对这种形式进行规制。因此在司法实务中，行贿受贿双方经常以借款关系来掩盖行贿，受贿人并不直接要求对方将钱给自己，而是“随口”提出自己想买东西缺钱或者想进行投资但是没钱；而行贿人为了达到行贿目的，经常将钱给予受贿人，名其曰“借”，让受贿人有钱的时候再还，甚至双方还出具书面的借款协议（借条）。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这类行为是正常的借贷还是“形借实贿”常成为其性质认定的争议焦点所在，也是现阶段亟需破解的理论难题。

　　自建国以来，受贿犯罪的规制和惩处历来是刑事立法的重点。至 2009 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为止，我国受贿犯罪在立法上由无到有，罪名数量由少到多，受贿犯罪法网由疏到密，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罪名体系。但是有关以借贷方式进行受贿的法律规范还比较欠缺，目前对于这方面有专门规定的法律文件只有 2003 年 11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借为名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非法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受贿。具体认定时，不能仅仅看是否有书面借款手续，还应当根据以下因素综合判定：（1）有无正当、合理的借款事由（2）款项的去向（3）双方平时关系如何、有无经济往来（4）出借方是否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5）借款后是否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6）是否有归还的能力（7）未归还的原因等等。 但这也仅仅只是对受贿人向请托人借钱进行了一定的规定，有关贷款方面的法律规定目前还处于空白状态，而且在实务中对《纪要》的适用也是参差不齐，无法统一标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若要适用《纪要》则需要对行为人的犯罪事实进行推定，但是在实践中很难获取行为人的真实口供，只能通过其他基础事实，即众所周知的一些事实或者自然规律等进行严格的推定。3《纪要》中规定的因素可以算作一些基础事实，但是这些基础事实是否必须全部具备？若其中有一些基础事实与其他基础事实相矛盾，是否可以依据定罪的基础事实来进行推理？

　　本文将从借入型和贷出型受贿这两种行为方式来具体介绍借贷型贿赂，重点探讨该受贿类型与民事借贷的区别以及数额认定问题。 借入型受贿指的是受贿方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口头约定或者出具借条的方式，以“借款”为名从行贿方取得财物，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由于涉及到正常民事借款行为与受贿的区分，所以在认定行为性质时需要特别谨慎。

　　由于《纪要》特意针对国家工作人员以借为名的受贿行为做出了规定，因此在实务过程中对于借入型受贿基本都是按照该规定来加以认定。笔者将根据《纪要》的规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介绍如何具体判断是受贿还是借款。一般来说，借条是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也就是平常所说的书面借款手续，上面往往会有比较详细的信息，例如借款金额，利息，归还时间等等。在正常的自然人借贷中，一般都会出具借条，如果双方关系比较密切，口头即可约定关于借贷的相关信息，此举在民法上也是得到承认的。 但在刑法上，如果在受贿案件中，行贿和受贿嫌疑人一致表示某笔款项是借款，此时如果并没有借条，是否就表明他们一定是受贿？如果他们有借款手续，是否就表明一定属于民间借贷？有学者认为借款还是受贿，必须综合全案案情来进行判断。毕竟，如果行贿、受贿双方签订有借款手续，而行贿、受贿双方多属于相互利用，一旦其利用关系结束，该借款手续对于受贿方来说就是“紧箍咒”。4这里该学者承认了借款手续的有效性，推定他们是存在借款关系的。笔者认为，借款手续虽然能够成为证明双方借款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事实，但是并不能成为决定性事实。在司法实务中，受贿双方为了规避法律的制裁，往往会在事先或者事后签订借款协议，也就是出具借条，这只是一种掩盖手段。在大部分案例当中，为了共同的利益，贿赂双方都会咬定这是借款，如果此时按照该学者的说法，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认为该借款协议有效，只对受贿方进行违纪处理，难免会导致以借贷为名的受贿泛滥，使其能轻而易举地逃避法网。 从 2003 年《纪要》中可以看出，书面借款手续并不是证明是否存有借贷关系的唯一证据，对此需要结合多种因素进行综合性地实质判断。因此，借条对于受贿罪的定性并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希望通过出具借条来逃避法律的制裁是行不通的。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受贿数额是受贿罪惩罚体系建立的主要标准，它既决定了受贿的罪与非罪，又是法官衡量刑罚的主要依据。因此，在受贿犯罪中犯罪数额的计算有着重要意义。具体到借入型受贿而言，犯罪数额的计算看似有着比较明确的标准，即根据行为人具体“借入”的钱款来认定犯罪数额，但实际上还是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进行具体分析，从而确定犯罪数额。在以借为名的受贿犯罪当中，行为人由于并没有实际借款需要，因此“借”到的钱或存在银行获取低风险投资收益，或进行风险投资，或存放在家中。有学者认为应当区分请托人、受托人的主观故意来分别计算犯罪数额：若借款用来获取低风险投资收益，例如存款获息、购买国债，则按照存款利率计算获利数额；若借款用来进行风险投资，例如股票、基金、期货等，则可按照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出的贷款利息来计算犯罪数额；以借为名索要或收受的，将借贷全额计入犯罪数额。1笔者并不认同该观点，犯罪数额认定的基本原则当中有一个行为时原则，指受贿所得的数额应以行为人实际索取或收受财物行为时为基准日对该财物的价值予以计算认定。在行为人实施受贿之时，其受贿故意针对的是借款，即如何通过自己的职务行为获得财物达成权钱交易，在拿到钱款的时候就已经构成了受贿罪既遂。至于行为人拿到钱款之后怎么用，是进行投资还是存款收息，属于个人行为，在 03 年的《纪要》当中也仅仅将事后行为当做判断行为人是否有受贿故意的一个要素，并不能当做受贿数额，否则有扩大归罪范围的趋势，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符。

　　对于受贿犯罪中是否有未完成形态这一问题，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肯定说认为受贿犯罪存在未完成形态，即未遂。应当以受贿人是否实际取得贿赂作为区分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36 区分说认为受贿罪有无未完成形态不能一概而论。由于受贿罪是数额犯，其中又分为数额基本犯和数额加重犯，对此应该分情况讨论。对于数额基本犯，即犯罪数额为 5000 块以下的受贿犯罪，不存在未遂形态，只作一般违法行为处理。理由在于数额犯也属于结果犯，与一般的结果犯不同的是，该数额是对结果的限制，即使财产已经被他人占有，若没有达到数额要求，也不能作为犯罪处理。37对于数额加重犯而言，则具有未遂形态，即使是数次行为未遂也要累计计算，这其中还包括单次未达到构成犯罪程度的行为。38 笔者赞同肯定说，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是我国刑法关于未遂的规定源于总则，该规定普遍适用于刑法分则，而且犯罪未遂的标准也十分明确。受贿犯罪也不例外，只要符合刑法关于犯罪未遂规定的，就应当认定为受贿犯罪的未遂。二是受贿犯罪虽然存在数额基本犯，但并非数额未达到 5000 块就不构成受贿犯罪。如果行为人获得了请托人支付 5000 元的承诺，在利用职权帮助他人获得利益之后，并未拿到 5000 元就案发了，此时行为人完全符合权钱交易的要素，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出卖性，构成受贿罪未遂。只不过由于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处罚该行为的必要性不大，可以作为一般违纪行为处理，没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如果该职务行为严重侵犯了国家、社会的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的，则完全可以依照受贿罪的未遂处理。 因此，下文将从肯定说的角度出发，就借入型和贷出型两种行为方式来探讨两者的既遂标准。

　　司法实务中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方式层出不穷，借贷型受贿的情形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究其原因无非是有着合法民间借贷的外衣。虽然最高院在 2003 年颁布了《纪要》，但《纪要》仅对借款进行了规定，并无贷款收息的认定标准。再加上《纪要》本身的法律地位“有实无名”，所以司法实务中对借贷型受贿的认定仍存在较大困难。尽管 2007 年《意见》针对新类型的受贿方式进行了列举式的规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其中并未包含借贷型受贿这种方式。法律规定的缺乏使得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在本文中，笔者从借入型受贿和贷出型受贿这两方面来分别论述这两种受贿方式的认定标准以及金额计算方式。虽然《纪要》仅对借入型受贿的认定进行了规定，但依然可以根据《纪要》中的相关规定，在重点把握贷款利息这一因素的基础上对贷出型受贿进行认定。另外基于贷款付息的独特方式，贷出型受贿在数额认定方面也存在与一般受贿不同之处。最后笔者亦从借入型受贿和贷出型受贿这两方面详细论述了借贷型受贿的既遂标准，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针对如何认定贷出型受贿既遂标准这一问题的意见。 目前理论界有关借贷型受贿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笔者希望能够通过这篇拙文表达自己对该类受贿犯罪的一些见解，以期为今后处理相关犯罪提供思路和建议。希望这篇文章的观点在今后可以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也为推动这种新型受贿的研究起到微薄之力。

　　满族是继蒙古族以后，在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建立统一王朝的少数民族，满族建立起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个带有诸多标签的朝代继承了历代王朝的大量遗产，但是又因为其本身的独特性而带有不同于前代的特征。 相对于汉族统治的朝代，清朝无疑是充满特性的，要研究清朝，研究清朝的制度史，必然绕不开清入关前的历史历程。这一时期有很多值得关注的法律制度上的问题，如前所说清朝是继承了历代王朝的遗产，自然也包括法律遗产，但是当时的满族社会还有着奴隶社会的残留因素，加上外族的身份，在法律上有着不同于传统封建王朝的某些规定，允许奴仆告主便是其一，但要明确的一个前提是，满清社会下的奴仆和传统意义上的奴仆概念是有区别的，不仅传统意义上的奴婢仆人等低下的阶层是奴仆，连普通的旗人也归属在奴仆的范畴内。尽管如此，奴仆始终是处在被统治的地位的，是少有渠道能够保护自身利益的，清入关前不仅允许奴仆告主，还颁布了《离主条例》，用法律的形式正式保障这项权益，这样做的目的何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促使满洲统治者摒弃了传统社会对奴仆告主的禁止？条例的颁布后有没有达到统治者预期的设想和目的？对于这一系列问题，有人注重对当时时代背景的解读，有人注重对《离主条例》政治目的的解读，学者们的解答，都不够全面，尤其是将它作为一项法律规定就其实际操作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所以希望可以将这方方面面结合起来，对清入关前“奴仆告主准离”做一个尽可能详尽的探析，以求弥补这方面的空白。

　　从努尔哈赤起兵（1583 年）到顺治元年清兵入关（1644 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对清王朝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创业阶段，在整个发展历史上占有不言而喻的重要地位，但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体系中，它不过是明末历史的一章。这一时期的多面性激发了学者对这段时期特殊的兴趣，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康乾盛世的研究也远远不如对这段时期的研究。甚至在清王朝覆灭之前，日本学者已经开始了对满洲历史的研究。可是关于这段时期的研究更多的是集中在了以八旗制度为中心的清初国家制度的研究上。杜家骥所著的《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一书，比较详细的将八旗制度和国家制度做了介绍和结合，满族社会的早期孕育出了八旗制度，这制度下实行领主分封制，这就使八旗具有了主属性、私隶性的领属关系。书中论述的这种关系是本文要探讨的八旗奴仆告主案件区别于以往的重要前提，更是决定八旗为主体的后金（清）政权的性质与特性的重要因素。领主分封制及其相关的政治内容是《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一书的主线，围绕这一主线展开了诸如后金（清）政权特性、清政权的统割体系、八旗领属关系的多次变化及其政治影响等问题的讨论，这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杜家骥教授对八旗旗人等级及主属关系的介绍。当时的满族作为一个立足于东北一隅的民族，它早期社会中是存在某些落后因素的，这其中就包括了属人对领主的人身隶属关系。具体到分封的八旗，不仅旗下包衣阿哈之人身隶属于包衣牛录的领有者宗室领主，即使一般牛录下的属人——诸申，包括满洲、蒙古、汉军三种旗的旗人——诸申，也对宗室领主有主奴性的人身隶属关系，只是这种隶属关系弱于包衣阿哈而已。这种隶属关系不是单向性的，举一例子说明：诸申是隶属于宗室领主的，在这层关系中他是奴，但是诸申拥有自己包衣阿哈，在这一层关系中他又是主。而且包衣阿哈也有自己的阿哈，这使八旗成员的等级关系呈现复杂性，同时也解释了本文的论述范围不是以往意义上的奴仆告主，并不是处在最底层的奴仆控告自己的主人，这里的奴仆的范围要进行扩大化对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可以参考韦庆远、吴奇衍、鲁素合著的《清代奴婢制度》一书、经君健所著《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一书、赵凯《清代旗鼓佐领考辨——兼论有关清代包衣的若干问题》一文以及钟安西《满洲民族之包衣与家主》一文。

　　女真人原始的牛录制是十人为一组的，为什么发展成为了八旗，八旗固定为八个应该是有一定考量的，当时创立八旗制度是在逐步统一各部的过程中的，可见八旗制度最初始主要的功能是军事方面的，攻打或防御的时候东西南北四面，因地形的不同、敌方的兵力不同等各种原因会造成本方伤亡程度的不同，八旗制度将旗数固定为八个，同时固定了各旗所在的方位，这样一来，因为方位是固定的，就避免了各个旗主之间因为战术分配方面的争执，只得心安理得的接受。从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出，八旗制度讲究的是一个平衡，从原则上并没有刻意的偏袒任何一方，而这一思想也影响着努尔哈赤关于后期统治模式的创制。努尔哈赤早年考虑过关于继承者的问题，“我若无子，夫复何言！今我欲令诸子掌政。若令长子当政，而长子自幼心胸狭窄，并无治国宽大之心怀。倘令其弟当政，但焉能弃其兄而令其弟执政？”8 虽然长子不得其心，但是为了避免更多的议论和争斗，努尔哈赤还是尝试选择长子来接管，无奈长子实在问题颇多，故后期努尔哈赤更加倾向于多人公议的体制， 一方面可以中和各子的不足，另一方面形成牵制，减少一人主政可能发生的苛刻他人的情况。 天命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对众汉人训谕，谈到对于案件的审理时要求“都堂、总兵官审讯后，告于八贝勒。小事则由八贝勒共同审理结案。大事则奏闻于汗。”9其实天命年间努尔哈赤不止一次强调了诸事需要诸贝勒共同审议。 而在同年，努尔哈赤正式确立了身后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即八王共治制度。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关于身后政体的训谕为：“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势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如是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尔等八和硕贝勒，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循，可更择有德者主之。至于八和硕贝勒理国政时，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10而在《满文老档》中也有相同的记载：“三月初三日，八子进见父汗问曰：‘天赐基业，何以底定，何以永承天休？’汗曰：‘夫继父为国君者，毋令力强者为君。

　　早期的满族社会带有着某些落后因素，因为实行领主分封制，所以由此产生的属人对领主的人身隶属关系就是落后因素之一，这种隶属关系，也并非仅仅表现在奴隶对奴隶主的人身隶属上，一提起奴仆，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这类人的低贱性，并用这种惯有的概念去理解八旗奴仆，但是八旗奴仆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身份地位上有很多的特殊性，并不同于一般奴仆。具体来说，不仅旗下包衣阿哈之人身隶属于包衣牛录的领有者宗室领主，即使一般牛录下的属人——诸申，包括满洲、蒙古、汉军三种旗的旗人——诸申，也都对宗室领主有主奴性的人身隶属关系，只不过隶属的程度没有包衣阿哈那样强烈。这种隶属情况，在蒙古的领主分封部落中同样可以窥见。这是满洲、蒙古当时所处社会形态阶段之早期性所决定的。八旗分封制下大大小小的领主和所领旗人诸申、包衣奴仆的这种主属关系，对入关前乃至入关后相当长时期的清朝政治都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由于异姓功臣受封领主领有专管牛录，与专管牛录下人也有主属关系，而异姓功臣受封领主又被分编在宗室领主的八旗之中，是宗室领主所领有的诸申，因而异姓功臣受封领主，又是兼有主和属双重身份的旗人。此外，包衣牛录下的包衣阿哈，有的也有自己的阿哈，这种包衣阿哈，也兼具主与奴的双重身份。凡此，又使八旗成员的等级关系呈现复杂性。

　　中国是一个遵循礼法，讲究“贵贱有别，尊卑有序”的国家，奴仆告主是被历代封建王朝法典所禁止的。奴仆告主严重侵害传统尊卑名分观念，为秦、汉律令绝对禁止。据《睡虎地云梦秦简·法律问答》载“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汉《二年律令·告律》亦载“子告父母，妇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听。而弃告者市。”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禁止奴婢告主的萌芽，而禁止奴婢告主是中国固有法中容隐原则的直接体现。容隐原则发轫于儒家“孝亲”思想，讲求“父子相隐，直在其中”，起初限于父子之间相互包庇隐匿犯罪。汉倡导“亲亲得相首匿”，将容隐范围限定于三代以内直系亲属，唐律进而将“亲属容隐”原则发展为“同居相隐”。据《唐律疏议·名例》“同居相为隐”条规定：“部曲、奴婢，主不为隐，听为主隐。非谋叛以上，并不坐。”《唐律疏议》对奴仆告主案件的范围进行适当限定，对于一般刑事犯罪，原则上禁止奴婢、部曲告主及主人亲属。若奴主身犯谋反、大逆或谋叛三事，即为“不臣之人”，此时尊卑礼法须让位于国家利益，故许奴仆告讦。《唐律疏议·斗讼》“部曲奴婢告主”专条规定了部曲、奴婢告发主人及其亲属犯罪之罚则：“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被告者同首法——原注）告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流。大功以下亲，徒一年。诬告重者，缌麻加凡人一等，小功、大功递加一等。”此与前述“同居相隐”原则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以尊卑贵贱之名分为基点，对传统律典之亲属容隐原则进行了适度扩展，体现的是一种卑幼对尊长权威之绝对维护。65奴仆无疑是处于卑的地位的，甚至我们可以从唐代的法律条文中看出奴仆是不被作为“人”看待的，可见其地位之低。唐代被认为是中国礼法结合的最终完成期，同时也是中国封建制度的巅峰时期，用唐代作为封建制度的代表与皇太极时期奴仆告主做对比是有一定考虑的，唐律确定的奴婢容隐其主原则和奴仆告主相关罚则，对后世立法产生直接影响。宋、元、明、清历代律典中奴讼其主之罚则，虽然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或添加，但莫不奉《唐律疏议》为圭臬。

　　努尔哈赤时期的满族社会封建性还不完备，在一个有着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残余的社会现状下，加之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侵城掠地，努尔哈赤从推翻明王朝、强大自身力量的角度出发，设计出了八王共治的体制，但是却未曾料想到这种政治制度会严重影响到皇权的集中，不断的领土扩张，不断的南下，带来的满族社会的封建化不断的加强，这使当时的皇太极不得不面临数千年来封建王朝都在推行的事——加强封建皇权。各个朝代都有着和皇权相抗衡的势力，而在清王朝前期，这股势力主要表现为能够参政且拥有强大军事能力的各大贝勒（各大旗主）。皇权和大贝勒之间的较量促成了《离主条例》的出现，从表面上看它是对处于低位的奴仆的保护，但是实质上这种保护是建立在限制大贝勒权力基础上的。从起初允许讦告的对象包涵皇太极本人到后来正式颁布时矛头直指诸贝勒，就可以看出皇太极用意所在。 在强烈的政治目的推动下出台的《离主条例》，成绩是值得肯定的。皇太极确实通过它达到了打压对手的目的。它对于奴仆权益的保障也是值得被肯定的，缓和了下层奴仆和上层领主之间的矛盾，缓和了社会的紧张局面，在一方面的贡献也是不容被忽视的。 《离主条例》在历史上的适用时间比较短暂，清入关后，皇权逐步加强稳固，《离主条例》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令状从初生到成熟，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变化。其成熟的标志在于 12 世纪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中，将司法化的令状固定，大量地运用于司法活动之中。而将亨利二世司法改革的理论成果概括而成的著作《论英格兰王室的法律与习惯》（Tractatus 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regni Angliae，正文中除标题外，简称《格兰维尔》），也详细论述了令状在那个时期的格式、内容及运用情况。《格兰维尔》虽然拥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却屈指可数。本文试图在对该书进行概括介绍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令状重点分析。因为该书相比于同时代及之前的法律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全书列举了 70 余个令状，约 70％的内容都在探讨令状对于王室的法律与习惯的适用问题。经过与前时期的令状发展之对比，还原令状的成熟与变化的历史过程。本文围绕《格兰维尔》中的主要内容展开，着重探讨了该书内容中与当时令状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旨在向读者全面介绍该书的历史地位，通过对 12 世纪前后英国普通法形成发展的背景探究，与其后与布拉克顿及其著作的对比，还原那个时期的辉煌历史；通过对令状在那一时期的发展论述，推导出《格兰维尔》对令状成熟与变化的贡献。

　　《论英格兰王室的法律与习惯》可以说是英国最早的法学经典著作，它将亨利二世法律改革的伟大成果予以总结和固定，促成了中世纪以来欧洲范围内第一个法律体系的建立，向后世展示了初生的普通法的基本特征。 该书写于亨利二世统治的后期，约是 1187 年秋到 1189 年 7 月这一期间。它约在 1554 年由托特尔（Tottel）出版，接着在 1604 年、1673 年和 1780 年都有出版。詹姆士的英文版本“A Translation of Glanvill”则是在 1812 年初版。而最近的一版是霍尔在 1983 年出版的“The Treatise on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The Realm of England Commonly Called Glanvill”。13 世纪之后，该书多以“格兰维尔”的名称公诸于世。没有相关史料说明这一叫法的原因，我们可以大胆猜想，这一方面是向其作者拉努尔夫·德·格兰维尔致敬，另一方面是区分于 13 世纪初布拉克顿的著作《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Angliae/ On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England）。在剑桥的万灵学院图书馆，有一部抄写于爱德华二世时期、以《亨利二世法》为名的著作，其中许多章节的内容与印刷本的《格兰维尔》相重合，两部著作的写作方式也基本相同。英国法律史学家瑞夫先生（Reeves）认为，将《格兰维尔》称之为《亨利二世法》的方式并不罕见。 12世纪时，整个欧洲大陆掀起了一股罗马法复兴的热潮，虽然由于英格兰的地理位置、民族性格和一系列历史原因，使其并未走上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的法律发展道路，但是罗马法还是不可避免地对早期英国法律产生了影响。梅特兰在经过缜密考证之后指出，虽然《格兰维尔》一书的作者没有按照罗马法的体例来安排自己的著作，但他知道罗马法与教会法的一些内容。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书中套用了罗马法中大量技术性术语与名称，也许书中包含的法律观念来自于同时代相当流行的一些关于罗马法与教会法程序的小册子。除此之外，在《格兰维尔》中的序言部分，一开篇作者即仿效查士丁尼《法学阶梯》中的做法，宣称“国王的权力不仅需要装备用于压制叛乱以及敌对国家的武力，而且也应拥有法律以便和平地统治王国及其臣民”。关于罗马法对早期英格兰法律的影响，不乏学者对其的研究，围绕格兰维尔时期的有两篇论文尤其值得研读，它们分别是爱德华（Edward D. Re）的“The Roman Contribution to the Common Law”和特纳的“Roman Law in England before the Time of Bracton”。

　　（Tractatus 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regni Angliae）史上惯称“《格兰维尔》”，这么区分的意义主要是区别其后另一部伟大的普通法著作——布拉克顿（Henry de Bracton, 1216-1268）的《英格兰法律与习惯》（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Angliae）。《格兰维尔》被誉为“普通法的开山之作”，是英国最早的法学经典著作之一。它将亨利二世司法改革的成果进行了全面总结，并以书本的形式予以固定，促成了普通法系的建立，向后世展示了初生的普通法基本特征。它成书于亨利二世统治的后期，约为 1187年秋到 1189 年 7 月这段期间。它约在 1554 年由托特尔（Tottel）出版，接着在1604 年、1673 年和 1780 年都有出版。比姆斯（John Beames）的英文版本“A Translation of Glanvill”则是在 1812 年初版。而最近的一版是霍尔（G.D.G Hall）在 1983 年出版的“The Treatise on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The Realm of England Commonly Called Glanvill”。现存的最早的版本不早于 1200 年，而该书最近的编辑者霍尔认为，现存的版本应该是作者遗留下来的不完整的版本。无论现存版本是否完整，该书都是英国普通法在初生直到最具创造力的阶段的概括，如该书作者所言，他只关心法律本身与国王的法庭（Curia Regis），并不关注郡法庭与领主法庭。债务及合同仅有第 10 章涉及，刑事法律也没有获得作者过多的精力，仅在第 14 章提及。20世纪第一位该书的编辑伍德拜恩（G.E. Woodbine）说到：“作者在第 14 章对犯罪行为的写作显得缺乏热情，他似乎对有关刑事方面的内容完全不感兴趣。”

　　纵览欧洲各国法律发展的轨迹可以发现，12 世纪时，欧洲大陆各国出现了罗马法的复兴运动，点燃了欧陆各国法制变革的熊熊烈火。在英格兰，虽然凭借不列颠的民族特性和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使得英国法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欧陆各国的法律发展之路，但隔着英吉利海峡，英格兰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罗马法与教会法的双重影响与推动，而《格兰维尔》一书的撰著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蓬勃发展的中世纪罗马法学。

　　《格兰维尔》全书由“序言”和 14 卷正文所组成。与中世纪大多数学术著作一样，原书用拉丁文书写而成。书中内容，根据扉页中的说明，仅包含“那些适用于国王的法院、财政署以及王室法官们面前的诉讼案件中的法律与习惯”。所以它不是关于各地习惯法以及法官如何适用这些习惯法的规定，而是如何在国王法院开展诉讼的程序性的规定，这些规定体现于国王的诏令或宪章以及由此所签发的令状之中。为此，格兰维尔引述了大量的令状文本，使之成为格兰维尔时代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的主体。在序言中，作者简略交待了本书的写作原因。一开篇即仿效查士丁尼（Flavius Petrus Sabbatius Justinianus, 483-565）《查士丁尼》（The Institutes of Justinian）中的做法，宣称“国王的权力不仅需要用于压制叛乱和敌对势力的武力，也应拥有法律以和平地统治王国和臣民”。在对“最优秀”的英国国王依靠武力与法律实现和平正义的丰功伟绩进行一番赞颂之后，作者着重说明了英国法的不成文特征，以及对其加以成文汇编的必要性。英国法虽然不是成文的，但毫无疑问被视为法律，这些法律是在贵族们的建议下，依据国王的权威发布的，它们涉及了国王与贵族们的集会中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格兰维尔》一书问世之前，英国已经出现了一批早期的法学著作，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四章法》（Liber quadripartitus）、《亨利一世法》、《用两种语言写成的威廉一世法》、《虔诚者爱德华一世的法律》等等。格兰维尔它们对于很多人大有用处，起码在帮助记忆上是很必需的。76 从结构及内容上看，《四章法》是亨利一世时期某位不知名作家将盎格鲁撒克逊法翻译成拉丁文的一项尝试。它成书于 1113 年到 1118 年之间，整部著作分为四章。其中，第一章是某些盎格鲁撒克逊法的拉丁文译本，第二章包括亨利一世的即位宪章，以及某些与有关授封争议有关的文件，第三章论述法律程序，第四章论偷盗。在书中，作者认为克努特法是最近、也是最重要的盎格鲁撒克逊法，并试图构筑适合他们自己时代需要的实践法律书籍。《用两种语言写成的威廉一世法》是由威廉一世时期适用的习惯法的拉丁文本与法语文本所组成，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对某些撒克逊法的摘录，以及威廉一世统治时期的某些法律；第二部分包括一些来自于罗马法著作中的法律基本原则；第三部分包括克努特法中某些内容的翻译。《虔诚者爱德华法》是威廉一世在其统治的第 4 年从每一郡中召集 12 人以为其陈述英格兰法的陈述内容的记录。 这些著作可以被视为是一个个习惯法的大杂烩，它们相互之间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均由诺曼国王的即位宪章、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各王国的“法典”以及其他习惯法规则随意拼凑而成，有些书中也包括若干来自于罗马法的原则与制度，缺乏有效的体例编排以及内容规定上的杂乱无章是这些著作共同的特征之一。

　　12 世纪初的英格兰法律发展之路，刚开始是混沌不清的。虽然威廉一世建立起了一系列颇有意义的法律，却仍不成体系；斯蒂芬乱世又雪上加霜，迫使法制倒退？？直至亨利二世司法改革，伴随着强大的王权统治，为初生的普通法保驾护航。令状的成熟发展使英国区别于其他同时期的欧洲国家，当令状在普通法中逐步运用、形成并融入到英国的社会中时，欧洲大陆各国还徘徊在原始法制阶段，使用着混乱的地方习惯法。正因为没有系统的法律体系，才使得带有集权色彩的罗马法有机会在这些国家适用。如果没有普通法的建立，英格兰是否会像同时期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成为罗马法系的一员便不得而知了。 既然亨利二世司法改革的意义如此重要，那么更不用说其中最瞩目的令状制度的成就，同理作为概括普通法及总结亨利二世司法改革的《格兰维尔》也应该是极具历史意义的。然而时代是不断发展的，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并非一成不变。谁曾想几个世纪后衡平法的出现打破了普通法的垄断，且逐渐得到更广泛地适用；《格兰维尔》更是被其后间隔一个多世纪的《布拉克顿》所“取代”，如今谈论普通法，更多人愿意研究《布拉克顿》而非《格兰维尔》。诚然《布拉克顿》是对《格兰维尔》的全面继承和超越，其后无论是柯克还是布莱克斯通的著作，都比《格兰维尔》更有深度和见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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