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团队亦于2016年对39例可手术肺原发LELC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预后分析，最终多因素分析证实N2站淋巴结受侵是可手术患者的唯一预后因素（引自Interactive CardioVascular and Thoracic Surgery）。通过上述三篇文献的罗列，我们可以初见端倪：其一，如果我们可以在本中心或者多中心中，收集到两位数以上的少见病理组织学亚型患者资料，即可对临床特征（如年龄、性别、吸烟史、饮酒史、家族史等）、实验室检查结果（如血常规、生化常规、凝血功能等）、影像学特征（如肿瘤位置、毛刺征、支气管征等）、病理学特征（如分化程度、免疫组化等）进行预后生存分析的临床研究。
此外，随着肺癌系列致癌驱动基因的相继发掘，多项临床研究证实靶向药物治疗能够显著改善和延长携带相应驱动基因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预后和生存。肺癌的分型也由过去单纯的病理组织学分类，进一步细分为基于驱动基因的分子亚型。那么，对于肺癌少见病理组织学亚型，其驱动基因突变现状，以及携带驱动基因的患者能否从相应靶向药物治疗中获益，都是该类人群较为热点的研究方向；因为，其结果可为肺癌少见病理组织学亚型提供弥足珍贵的循证医学治疗证据（图1）。2013年，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团队再次对其32例肺原发LELC患者的组织样本进行EGFR经典19和21外显子突变位点检测，结果未发现突变病例；因此，其结论认为，该类少见人群没有EGFR-TKI治疗的机会（引自Thoracic Cancer）。随后的2015年，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另一团队再次选取42例肺原发LELC患者的组织样本同时进行EGFR突变位点和ALK融合基因检测，仅一例患者存在21外显子的经典突变（引自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针对少见病理组织学亚型的基因突变位点检测，绝对不会徒劳而返；因为，基于阴性结果的文献报道，亦具有较为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靶向治疗为携带驱动基因肺癌患者带来的显著获益方兴未艾，免疫治疗呈现的长期生存前景又已见曙光。现今，PD-L1/PD-1免疫抑制剂已经成为复发和晚期肺癌患者治疗的另一利器；且基于KEYNOTE-024、KEYNOTE-407和KEYNOTE-042等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研究结果，PD-L1免疫抑制剂已被国内外指南推荐作为复发和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治疗方案。那么，同样作为肺癌大分类下的少见病理组织学亚型，线的表达情况如何？且是否能够从免疫抑制剂治疗中获益？这不失为另一临床研究热点（图1）。2015年，台湾大学附属医院团队对其中心66例肺原发LELC患者的石蜡组织切片进行PD-L1及驱动基因位点检测，发现PD-L1具有较高的阳性表达率（75.8%），但是PD-L1阳性表达与否并未影响该类患者的预后生存；该结果被发表在肺癌领域的专业杂志Lung Cancer上。几乎同年的同时段，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再次发表了两篇关于PD-L1在肺原发LELC中表达情况，以及该免疫组化表达结果与预后生存的相关临床研究（引自Onco Targets and Therapy和Oncotarget）。且随着2018年免疫抑制剂在国内的获批上市，临床诊治中如有接受免疫治疗的少见病理组织学亚型患者，其可成为较好的个案报道/文献综述的素材，如2018年12月法国学者将其个案肺原发LELC接受PD-1抑制剂治疗经验，发表在Clinical Lung Cancer上。此外，越来越多的实验室机制研究证实，PD-L1膜表达情况受不同细胞质内RNA或者细胞核内基因片段调控；因此，两种具有相关性的且可通过简单免疫组化检测的生物标志物，亦可成为进一步深入临床研究的突破口。如2016年美国MD Anderson癌症中心的一篇机制研究揭示：p53基因可通过miRNA34调控非小细胞肺癌细胞膜表面的PD-L1表达；笔者设想，可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上述已发表研究的基础之上，纳入p53免疫组化检测结果，从而探究两者的表达相关性和预后价值。通过文献检索，发现2016年韩国延世大学学者已在肺腺癌亚型中，探索了PD-L1表达和p53基因的相关性，其结果同样显示携带p53基因突变的肺腺癌患者具有更高的PD-L1阳性表达率，且PD-L1表达与否可作为肺腺癌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此外，两者在肺鳞状细胞癌中的相关性表达和预后价值，亦在2017年在线发表（引自Turk Patoloji Derg）。
顺水推舟，笔者于2018年切取了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67例可手术肺原发LELC患者的石蜡包埋组织，并行PD-L1膜表达和p53核表达的免疫组化检测，并将研究结果顺利发表在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在此赘述一下，免疫组化染色是临床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较为容易和临床相结合开展的偏基础实验方面研究；而且简单的免疫组化染色可在本院病理科开展，判读简单、快速；其次，两种相关性的免疫组化染色结果，有助于初探相关调控机制，验证或者探索新的调控通路。当然，免疫组化染色项目的选取可多种多样，既可以基于上述有基础实验证据的相关性项目，如PD-L1和p53，也可以是两个毫无相关性，但在其他肺癌组织病理学亚型已经研究透彻的免疫组化项目组合。如2014年，韩国学者对116例可手术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ki67和p53免疫组化表达结果，进行预后生存分析，而上述两种免疫组化项目均作为单一因素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发表过相关研究；这就好比《小苹果》和《最炫民族风》是两首歌，但经一组合，又成为另一首脍炙人口的广场舞之歌《最炫小苹果》。
行文至此，似乎少见病理组织学亚型的相关临床研究已经到达了“天花板”？（图1）
师从国内著名胸外科专家张兰军教授和牟巨伟教授。近三年来，在两位导师的指导下，主要围绕单中心胸部肿瘤回顾性数据库开展分子分型、预后预测和综合治疗研究，已发表SCI论文15篇，其中第一或共同第一作者SCI论文8篇，累计影响因子50余分，包括European Journal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Disease of the Esophagus,Thoracic Cancer,Journal of Cancer,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Cancer Communications等国际知名专业期刊；曾参与编写《伤口造口失禁个案护理》（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肺癌微创外科手术教程》（人民卫生出版社）、《单向式胸腔镜肺手术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等教学书目。近一年，多次在重要学术会议进行交流，如第三届华夏医学会胸外科分会2018年会口头发言、第27届ASCVTS（亚洲胸心血管外科学会）年会口头发言、第99届AATS（美国胸外科学会）年会口头发言、第二十一届CSCO（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学术年会第一作者壁报交流、第二十三届IOHK（香港国际免疫学年会）第一作者壁报交流、第七届GZO（广州国际肿瘤学会议）第一作者壁报交流、第27届ESTS（欧洲胸外科医师学会）年会第一作者壁报交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