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南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部院士曹雪涛的学术争议事件，在十几天前引发了轰动。
11月12日，前斯坦福大学助理研究员伊丽莎白·毕克（Elisabeth Bik）在PubPeer网站公开指出，以现任南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曹雪涛为通讯作者、共同通讯作者或合作者的多篇论文涉嫌“图像不当复制”问题（inappropriate duplications in figures）。
紧接着，今天（11月29日），一场不亚于“学术界大地震”的实名举报信，再次将“学术造假”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份举报信由丁香园披露，称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实名举报武汉大学医学院李红良教授、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细胞所裴钢院士、上海药物所耿美玉研究员论文造假。同时，饶毅的举报信暗示出国内学术界存在的造假、报复且管控无能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在网传的这封举报信中，引用了方舟子的多篇相关文章。而方舟子也已在网上回应这一传闻，称：“丁香园发的是饶毅发给一些人的征求意见稿，没有经过他的允许公布出来。实际上最后的定稿改动很多。”
接二连三爆发的学术争议事件，值得我们警惕。因为，“学术争议”的背后，一条针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追逐”链条，依稀可辨。
2016年，美国微生物学会旗下期刊、影响因子6.96分的mBio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生物医学研究论文中图像不当重复使用的研究报告，伊丽莎白·毕克是第一作者和主要完成人。
论文署名单位为浙江大学和第二军医大学。该论文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30121002），也受到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发计划（973）（项目编号：2001CB510002）、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项目编号：2002BA711A01）等国家级的经费资助。
毕克通知了发表“问题论文”的杂志。而且，曹雪涛的论文一共只有五张图，五张图均存在问题，且“问题”并不像是“无意造成的”，毕克认为，该论文应该被“撤稿”。
四年多过去了，就在2019年10月，毕克回过头去检视过去的这篇“问题论文”，却发现《Clinical Cancer Research》只刊发了一次作者勘误，而且，作者在勘误中表示，这些错误不影响论文的结论——这令毕克感到愤怒。
毕克马上着手对曹雪涛的300多篇论文进行核查，最后提出质疑的论文超过60篇。在实验结果的图片中，数据点呈现出了多处的重复特征——也就是说，图像过于相似，就跟复制粘贴的差不多。
11月12日，毕克在PubPeer上实名对曹雪涛的论文进行了举证质疑。PubPeer是一个专门组织论文出版后同行评议的研究者社区。
11月17日晚起，曹雪涛和被质疑论文所涉及的相关作者开始在PubPeer上作出回应。毕克对此回应说，“我不确定这是否能解释清楚，但我觉得它们看起来仍然很相似。他的实验室尚未对很多其他的质疑做出回应，那些质疑可能提出了更严重的问题。”
同样地，在网上流传的截图中显示，饶毅在这封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实名举报的信中称，武汉大学医学院李红良多年持续学术造假，而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细胞所研究员裴钢1999年发表的论文中，3张图不真实，存在造假嫌疑。此外，今年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耿美玉研究员作为通讯作者，发表的宣称可治疗小鼠阿尔茨海默症论文存在造假情况。
在信末，饶毅特别提到，涉假论文的数张图片“不可能是真实的”，“不造假是不可能的”。
2016年，影响因子7分的SCI杂志发表了一份全球学术不端报告，在纳入统计的348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论文图片造假之地。数据显示，中国的问题论文占全部论文的49.52%，相当于每两篇图片造假的论文里，就有一篇来自中国。
2018年，影响因子5.959分的Cell Death & Disease杂志也发表了一份全球学术不端报告，报告声称，来自中国的论文图片造假最多，并与中国在其他学术不端类型比如抄袭方面的表现一致。
根据提供论文检索、查重以及相似性检测报告的iplagiarism数据库显示，中国“问题论文”的图片造假特征明显、范围广泛——破解下去，就跟侦探故事一样惊险刺激。
首先，一篇论文的图片，存在局部剪切、放大、缩小、复制、粘贴、拼接等“PS”操作。
后者的发表时间更早，前者不免有抄袭之嫌。不过，后者竟然又与郑州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学者合著的一篇SCI论文呈现相似，且部分图片一样。至于郑州大学、天津医科大学的这篇论文是不是还能找出“模板”，那就是一个无止境的问题了。
更有甚者，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缩写为BBRC）杂志发表多篇论文，这些论文“共享”了很多张类似的图片。离奇的是，这些发表时间前后距离达3年之久的数篇论文里，都有一张关于免疫印迹的核心图片，部分或完全重复，肉眼就能看出来，连动用图像篡改造假识别系统都不需要。
还有一种比较“非主流”的做法，出现频率很低，但是给人以“富贵险中求”的强烈戏剧感。
该论文的来头也不小。它属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助项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公安部资助项目；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项目。
当然，这篇论文也没能躲得过查重测验——重复比高达71%。同为Top2的北京大学的博士后翟天临，博士论文复制比是39.4%。
这些高度一致或偶尔别出心裁的“造假”方法，至少暗示了一条长长的产业化链条：国外SCI杂志出售版面；中国的学术工作者通过中介公司购买版面，或以此作为国家级资助项目的成果，或以此作为申请国家级资助项目的凭借；中国的学术工作者购买枪手公司的论文服务；SCI杂志刊登文章——皆大欢喜。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SCI杂志和中介公司、枪手公司，很可能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上文提到的BBRC杂志就是个例子，如果不是该杂志“推荐”购买版面的客户同时购买同一家枪手公司的“论文服务”，在3年间发表的、多个不同作者的论文，为什么使用的图片高度相似甚至一模一样？
同时，中介公司和枪手公司也许是同一家公司，也许不是。因为枪手只负责写论文，属于链条末端的执行团队，但是中介公司还要负责“战略”，在产业链里居于上游。
中介公司瞄准的是财大气粗的中国的各项国家级资助基金，特别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他们负责帮客户量身定制“项目”，目的就是帮客户忽悠到国家的钱，一般服务收费在20万至30万不等，并根据申报的标的金额相应调整，省市级项目收费只有2万至3万。
服务流程是，先做方案，选好标书设计方向，根据方案做预实验（PS图片开始了），最后根据预实验结果拼凑、抄袭或杜撰出几篇论文（继续PS图片，如果客户的研究领域接近，还可以共享图片），找几家影响因子高于3分的英文SCI杂志发表。以上就绪后，立刻创作标书，申请国家经费。
学术造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对于学术工作者来说，国家级基金和项目经费，是帮助其“脱贫”的最主要经济来源——否则，就只有微薄的工资可拿。上文提到的一篇国家自然科技基金资助论文，获得的资助为78万元，那么即使扣除服务费30万元，还有48万元，再加上中介公司有“返点”，作者从国家手里赚到“50万”并不太难。
饶毅举报信中提到，今年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耿美玉研究员作为通讯作者，发表的宣称可治疗小鼠阿尔茨海默症论文存在造假情况。图为耿美玉在绿谷研究院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造假的成本太过低廉，差不多可以忽略不计。一方面，国外SCI杂志几乎靠中国人开饭，当然睁一眼闭一眼。如果不是这些杂志的编辑和审稿人“放水”，很难相信这些翻转、复制的图片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版或发表。
有数据显示，2018年9-11月，中国学者发文量排名前39位的杂志，在这三个月内总共刊发了约62508篇“中国论文”。如果有一部分选择缴纳版面费，则预估2019年全年中国学者也需向39个杂志缴纳一大笔版面费。
中国国内对英文杂志、英文论文以及国外知名SCI杂志一向抱有崇敬心理，并没有相应的核查机制。很多国内的学术出版物为了生存，都不得不和国外学术杂志做深度绑定；而且“研究成果”归高校或研究院的行政人员统计，隔行如隔山，行政人员并没有能力和资质审核这些自然科学领域的英文论文。
其实，嘲笑学术丑闻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仅有嘲笑，挽回不了整个国家的惨重损失。可以说，学术研究是一切实践的基础，如果中国的学者沉迷于“操作”国家级基金和项目，如果中国的学术出版物被国外出版商牢牢掌握，如果中国的学术论文只能复制粘贴，那么中国失去的不仅仅是纳税人的巨额血汗钱，还有科学和技术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更值得深思的是，国家级基金和资助项目，它的规章制度、项目评审，要能真正促进中国自然科学的研究和进步，而不能成为一些人牟利的温床。
以发文件、喊口号、事后紧急调查的方式来处理学术不端事件，却不指向这一“连环计”背后的产业链条，恐怕将孕育出越来越严重的“学术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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