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杨珍：再谈满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价值与局限

　　满文资料与汉文资料在清史研究中都具有重要作用。笔者曾在《满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局限》（《光明日报》2016年6月1日第14版）一文中认为，清史研究要满汉史料并重，同时以汉文史料为主，满文史料为辅。此外，笔者在教学科研中进一步提出要重视满文史料，强调从满文史料中发掘历史真实。那么既然满汉史料并重，为什么还要以汉文史料为主、满文史料为辅？既然指出满文史料的局限性，为什么还要强调它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笔者认为，清朝史事的记载，有的仅存于满文档案，有的仅见于汉文档案，还有的相关记载在满汉两种档案史料中均有，但所记内容或有一定差异，记载方式也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对满汉档案史料同样重视，相互参照，这样才有可能比较全面和完整地了解当时的情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要“满汉史料并重”。然而，为什么又说要以汉文史料为主、满文史料为辅呢？因为综观百年来清史研究成果，无论作者是否懂满文，除少数专题研究外，大多数学术论著运用汉文史料的数量远远多于满文档案的数量。这是由满文档案数量相对较少、难以反映历史全貌所致，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如果主要依靠满文史料进行清史研究，在大多数专题研究中可能会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情况。

　　因此，“满汉史料并重”是我们运用清代史料时应当遵循的原则：“以汉文史料为主、满文史料为辅”，是我们对清史研究中满汉史料运用情况的客观认识，两者并不矛盾，是对主客观两方面实际情况的概括。

　　客观认识满文史料存在的局限性，目的是要对清史研究所依据的史料有全面的认识，而不是片面否定满文史料的重要性。满文史料虽然有局限，但它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他文字史料所无法取代的。特别是在具体学术专题研究中，满文档案可以澄清汉文史料里因汉译造成的误解或歧义。例如，清朝入关初期，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称号中的“皇父”二字，引出“太后下嫁”之说，即认为顺治帝母亲孝庄皇太后下嫁多尔衮，此为至今争论不休的清初疑案之一。笔者在《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新探》（《清史研究》2017年第1期）一文中通过将“皇父摄政王”称号的汉文与满文档案中的原文加以核对，并对满文原文进行了完整的诠释，发现多尔衮称号的满文表述中，并无“皇父”二字，从而证实“太后下嫁”说的依据并不存在。

　　多尔衮称号的满文表述“doro be aliha han i ama wang”，直译为“摄政的汗的父王”。满文中“han i ama wang”（汗的父王）不是“皇父”。汉译将“han i ama”（汗的父亲：音译：汗依阿玛）从“han i ama wang”（汗的父王）词组中分离出来，移至句首，就成了汉语里“皇帝的父亲”，即“皇父”。因此，“han i ama”被分离前置，从而译成“皇父”，是原文结构改变导致原意改变后的误译。满文凡称“皇父”必是“han ama”，从未以“han i ama”（汗的父）或“han i ama wang”（汗的父王）指称“皇父”。多尔衮满文称号中“汗的父王”汉译时被误译为“皇父”，造成多尔衮是皇父的错觉。

　　因此，针对满文档案的特点，研究者在清史研究中既要看到满文史料的局限性，也要看到满文史料的重要价值，这样才能对其在清史研究中的作用有客观清醒的认识，在学术研究中更好地运用满文档案。

　　要研究清史，除满汉文史料，留存至今的清代蒙文档案以及其他文字的史料也有重要价值。根据《清史资料》第1辑，由供职清廷的法籍传教士白晋（1656—1730）所写的《康熙帝传》（中华书局，1980年）记载，1697年白晋写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秘密报告，生动描述了康熙帝的体型、容貌特征、口才、书法、音乐喜好、骑射技艺、衣食住行、生活习惯、待人接物以及如何学习数学、如何操作科学仪器诸方面的情况。此外，该报告还述及康熙帝为政风格、宫廷人员情况及朝内外一些重大事件。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康熙三十一年俄罗斯商人义迭思〈聘盟日记〉》记载，康熙三十一年（1692），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特派义迭思为钦差出访中国。他在《聘盟日记》中详细描述了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招待他的家宴：“至其宅，情款甚密，从内书房携手客舍，桌椅精洁，上覆金丝满绣各色生物桌单。……茶毕，以玛瑙杯奉酒，此酒胥对淋水饮之。随上盘盏多道，皆脔切鱼肉，层层迭磊，上贴鲜细花草，列于一旁。又鱼肉六品齐上。食少许，又珍品数道，各种小食。末上各种蜜饯……筵有优伶女妆演戏侑酒，舞裙歌扇，盛极一时。”（《历史档案》2004年第4期）这说明，清入关50年后，尽管康熙帝仍倡导简朴，但朝臣的生活已趋于奢华。外国记述者大都站在第三方立场，根据目睹耳闻或亲身经历，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观察清廷的人和事，可作为满文、汉文史料的重要补充。

　　因此，我们不仅要满汉史料并重，而且对任何文字的史料都要予以同样重视。从历史研究角度看，一件史料的价值不在于它是何种文字的记录，而在于它是否承载了完整真实的信息，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情况。那种认为某种文字史料优于其他文字史料的说法，在历史研究中是不能成立的。

　　指出满文史料的局限性，只是为了提供对满文史料的客观认识，不能引申为给青年学者学习满文“泼冷水”。事实上，要了解满文史料有没有局限性，局限性为何，重要性为何，首先就要学会满文，并从事运用满文档案的研究实践。换言之，学会满文是客观认识满文史料特点和作用的前提，而且这种认识也只有在使用满文解读满文档案的过程中，方能不断深化。所以，了解满文史料的局限性对学习满文实有裨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运用满文史料时扬长避短，更好地发挥满文和满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作用。

　　总之，我们强调学习满文史料的重要性，是为了反思过去曾有的一种片面观点，即认为清史研究只要有汉文史料就足够了。同样，我们指出满文史料的局限性，也是因为要警惕目前出现的另一种倾向，认为清史研究主要依靠满文档案。上述两种倾向都失于偏颇，笔者认为：满汉史料并重，以汉文史料为主，满文史料为辅，仍然是运用清代档案史料的一个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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