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1348《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三年工作概况》显示，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第十三项“全国最高学术审议机关应即设立以提高学术标准”规定，设立学术审议委员会。于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统筹指导下，1939年底由高等教育司牵头，制定学术审议委员会章程，1940年3月呈准，随即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施行。
据第一届学术审议委员会达成的《第一届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案》所示，1939年3月，国民政府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为审查大学教员资格之机关之决议”及“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案”。决定从1941年起，拨发专款，“列入文化教育事业费，为奖励学术研究及著作发明之用”。
随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章程》十六条，八项主要任务中，有专门的“审议全国各大学之学术研究事项”、“审议学术研究之促进与奖励事项”。其中学术审议委员会成员的组成有明确的规定。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次长、高等教育司司长为当然委员，聘任委员中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直接聘任12人，从各高校选举产生后聘任13人。据《学术审议委员会组织经过》所示，本年年底选举产生的13位聘任审议委员会委员是冯友兰（哲学）、傅斯年（历史）、竺可桢（气象）、吴有训（物理）、周鲠生（法学）、王世杰（政治）、茅以升（土木工程）、马寅初（商学）、阎福庆（医学）、滕固（文艺）、蒋梦麟（教育）、邹树文（农学）、马约翰（军事及体育）。
这份名单中，陈立夫是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顾毓琇为政务次长、余井塘为常务次长、吴俊升为高等教育司司长。因为战时交通不便，分散在各地的委员聚集开会不易，常务委员主要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官员和在重庆的部分学界人士。这样也就便于召开常务会议。
有家室的滕固，在出任国立北平艺专与国立杭州艺专合并而成的昆明国立艺专校长时，因婚外情，追求胡适的学生、助教徐芳（徐芳因爱胡适、滕固不成，1943年9月她嫁给陆军大学教育长徐培根。徐培根为“左联五烈士”之一徐殷夫的哥哥。《别了，哥哥》就是写给他的），与妻子失和，在重庆因病住院，“出院回家。途中复遭其太太预先布置之流氓毒打一顿，受重伤。再进医院。”于1941年5月20日在重庆病故。文艺学科评审委员随之由吕凤子补缺。
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届学术审议委员会成员有七位同时也是1940年3月新选举形成的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成员：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茅以升、周鲠生、竺可桢、吴有训。
第一届学术审议委员会在1940年5月11日-13日、1941年2月14-16日，1942年4月16-17日，先后召开三次大会。期间有九次常务委员会，一次临时常务委员会。
1940年5月11日-13日，本会第一次大会通过了“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办法要点”、“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办法要点”、“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等多项议案。就待遇而言，教育学术审议委员会在大学教师薪额上为等别、级别、月俸制定了明确的标准：
这是抗战最艰苦的年代，国民政府给大学教师的基本生活保障和校长发薪依据，让他们能在后方坚守讲台，并与前方将士一同抗战。战时艰苦环境下，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统一制定薪额标准，也便于管理。这个九级教授的薪额标准直到1947年8月，一直没有变化。变化的是随着物价的上涨，国民政府教育部临时给教授增加补贴。
就“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一案，诸位评审人根据学术审议委员会确立的审查及给奖标准，给出分数并加评语。审查要项如下：
（一）、作者观点或所代表之思想是否正确；（二）、参考材料是否详赡；（三）、结构是否完善；（四）、有无特殊创见；（五）、是否有独立体系或自成一家学说；（六）、是否为有系统之叙述或说明；（七）、整理前人学说有无改进之点或特殊贡献；（八）、是否适合国情或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及农工业各方面之影响如何；（九）、是否有学理根据；（十）是否确系发明或创作；（十一）、发明程序是否明显是否可以实验证明；（十二）是否能普遍应用；（十三）技术是否精巧。
这十三个审查要项也印在每一份《学术奖励著作品审查意见表》上，作为“填表注意事项”。
对于一、二、三等奖的标准也有明确的规定，“一律严格审选，给奖名额，宁缺毋滥”。特别是一等奖，要求必须是“具有独创性或发明性对于学术确系特殊贡献者”。
1941年4月1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著作发明及美术奖励规则》，1942年4月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修正公布《修正著作发明及美术奖励规则》二十条。就各项奖励内容，此规则有明确规定：
著作之奖励分（一）文学（包括文学论文、小说、剧本、词曲及诗歌），（二）哲学，（三）社会科学，（四）古代经籍研究。
美术之奖励分（一）绘画（包括中画、西画及图案画）、（二）雕塑，（三）音乐（包括乐典及乐理），（四）工艺美术。
由此可见，这个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主持评审的奖项，实际上的国家最高奖，是政府行为下的学术奖励，试图全面覆盖各个学科领域。自1941年始，至1947年，前后共六次（1946、1947年合为一次）。1947-1948年，学术界的注意力一方面被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选举所转移；另一方面，广大学人的学术工作，特别是学术研究也被内战和高物价严重干扰。正值学术丰年的费巩、闻一多、朱自清等学人分别在军警的绑架、枪击和疾病中丧命。
1942年4月16-1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届学术审议会在重庆召开第三次大会，讨论事项中有“决选民国三十年度申请奖励之著作科学技术发明及美术作品案”、“请审议部聘教授人选并讨论部聘教授服务细则草案”等。
《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十次常会记录》也有显示，即其开会的诸多议程中有审查三十年度（1941）著作发明及音乐作品奖。
三十年度奖励金总额为十万元。一等奖奖金一万元，二等奖奖金五千元，三等奖奖金两千五百元。受奖助者两千元。
在三等奖中，属于创作的文学类有邵祖平的《培风楼诗续存》、卢前的《中兴鼓吹》、陈铨的《野玫瑰》和曹禺的《北京人》。在民国的文学创作中，因语言形式和文学观念的不同，国民政府教育部统管的大学体制内分为新旧文学两个阵营。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学术评奖包容新旧文学创作。因融合新旧的都市言情武侠小说兴盛，文坛又分出雅俗两大阵营。通俗文学的作者通常不在大学体制内，因此，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文学创作类评奖，自然将通俗文学排斥在外。仅就三等奖的这四位文学作者看，邵祖平的是古体诗，卢前的是词，陈铨、曹禺的是白线月《学衡》创刊时最初的社员和“杂缀”栏目责任人，同时在刊物上坚持发表古体诗，属于反对白话新文学的“学衡派”成员。他作为一个写作古体诗的文学青年，坚持自修古典文学，从中学老师，到大学教授。诗作能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首届学术奖实属不易。卢前在东南大学读书时是吴梅的弟子，由写作白话新诗转向词曲创作。陈铨在清华读书时，为吴宓弟子，但他坚持写作白话小说、戏剧，是“学衡派”中走出的新文学作家。曹禺也是清华毕业生。
三等奖中陈铨的戏剧剧本《野玫瑰》是抗战时期影响最大、演出最多的谍战线年又改编为电影剧本《天字第一号》，由屠光启执导，拍成电影。这个表现国民党特工刺杀汉奸的抗战剧，因附着了作者宣传的尼采思想，而引起争议，同时也招来共产党文化势力的强烈攻击，并为陈铨1957年被划为“右派”及后半生的困厄埋下无法抗拒的隐患。《野玫瑰》自然也是中国谍战剧的首创之作。
抗战初期，两党合作，国民政府对文艺也是空前重视，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这标志着用笔来发动民众抗战的另一支力量形成。戏剧创作空前繁荣，与抗战的现时需要和政府的积极扶植有直接关联。因为抗战宣传的现时需要和艰苦的环境，纸本阅读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不合时宜，也没有相应的印刷条件。诗朗诵和话剧演出，便成为最直接的文艺活动。
随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在1943年专门成立了以张道藩、潘公展、张北海、鲁觉吾、赵太侔、刘季洪、徐伯璞为委员的“优良剧本审查奖励委员会”，并于1944年1月31日下午，在重庆青木关国民政府教育部会议室召开三十二年度（1943）优良剧本审查奖励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四位委员缺席，请人代投票，鲁觉吾、赵太侔、徐伯璞参加，通过投票，产生出一二三等奖共四种，其名额及奖金为：
这样戏剧剧本就从每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查的申请奖励之著作发明及美术作品中分离出来。其中《桃李春风》是老舍与赵清阁十多年婚外情最为著名的文字见证。
曹禺的情况特殊，从1937年《日出》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始，1941年《北京人》获国民政府教育部首届学术奖，这次《蜕变》又获得首届优良剧本奖。曹禺和老舍、陈铨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一直是专一的剧作家。
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二届学术审议委员会成员与1940年3月新选举形成的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成员有七位重叠：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茅以升、周鲠生、竺可桢、吴有训。
1943年6月25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二届第一次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三十一年度（1942）申请奖励之著作发明及美术作品。
其中《巴山樵唱》为散曲小令，《国声集》为古体诗。孙为霆是东南大学毕业生，在校读书时即在《国学丛刊》上发表有词作。王力的《中国语法之理论》为大文学类的语言学论著。
三十一年度奖励金总额为三十二万元。一等奖奖金一万五千元，二等奖奖金八千元，三等奖奖金四千元。
这一届自然科学奖项中的三个一等奖获得者的材料中，都有详细的介绍人、审查人和审查意见。周培源的介绍人是吴有训，审查人为夏元瑮、丁燮林；苏步青的介绍人是竺可桢，审查人为何鲁、孙光远；吴大猷的介绍人是蒋梦麟，审查人为严济慈、胡刚复。
1944年5月3日下午《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第一组审议会记录》显示，其开会的诸多议程中有审查三十二年度（1943）著作发明及音乐作品奖。
三十二年度奖励金总额为四十万元。一等奖奖金三万元，二等奖奖金一万五千元，三等奖奖金八千元。尽管奖金数目每年都有所提高，但是也不敌高涨的物价。
汤一介在《我的父亲汤用彤》一文中说：“当时的教育部授予我父亲那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高奖，他得到这消息后，很不高兴，对朋友说，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这显示出一种特有的学术自信。
汤一介在自己口述、陈远撰文的另一篇《回忆父亲汤用彤》中，针对父亲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上述冯友兰、金岳霖得奖的著作，有如下一段感慨：
父亲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这之后他就没有写出过像样的学术著作。你这个看法我很认同，实际上，如果你认线年之后不仅是父亲一个人，而是一批老学者都没有写出过比较好的著作：冯友兰先生的学术地位是由解放前的《贞元六书》奠定的，解放之后的著作包括《哲学史新编》都没有超越他以前的东西；金岳霖先生的《论道》和《知识论》也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之后的东西甚至都走错了路，他在《逻辑学》中说逻辑有阶级性到现在恐怕要成为学界的笑话，虽然这怪不得金先生。思想改造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伤害，让他们不再说真话了，在学术上也就没有办法前进了。
这里，汤一介强调，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说真话”是学术前进的“办法”。而“讲真话”的外在环境是学术自由。汤用彤得奖时，个人正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当事人每当回忆起西南联大，谈到其人才辈出，在当时或后来走向世界，也是世界一流时，无不感叹那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年代，唯有自由思想，养育了科学精神。这正是柏林大学校长施莱尔马赫所说的：“大学的目的并不在于教给学生一些知识，而在于为其养成科学的精神，而这种科学精神无法靠强制，只能在自由中产生。”
1945年3月30-31日《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显示，其开会的诸多议程中有审查三十三年度（1944）著作发明及音乐作品奖。
1947年5月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三届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三十四年度（1945年）学术奖励著作作品共47件：一等奖0、二等奖12、三等奖35。另有奖助金16名。一等奖奖金80万、二等奖40万、三等奖20万。另有奖助金每人15万。而此时的米价已经开始早晚不同价，逐步从每市斤2000元向上窜升。
三十五、六年度即1946-1947年度学术奖励申报评审情况较以前更为规范化。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等都参与评阅鉴定。据《三十五六年度学术奖励处理情形统计表》显示：
这次“经专家审竣拟提会决选件数”共150项，其中文学17、哲学10、社会科学44、古代经籍研究11、自然科学18、应用科学38、工艺制造1、绘画10、雕塑1、音乐0。
“经专家审查均不予奖励件数”共38项，其中文学7、哲学1、社会科学8、古代经籍研究4、自然科学4、应用科学11、工艺制造1、绘画1、雕塑0、音乐1。
“专家未审还移下届办理件数”共7项，其中文学2、哲学1、社会科学2、古代经籍研究0、自然科学1、应用科学0、工艺制造0、绘画0、雕塑0、音乐1。
1948年4月20日至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三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在南京教育部举行。会议决选三十五六年度学术奖励著作发明及美术作品。
六次奖励获得者中，一等奖苏步青、冯友兰、汤用彤、陈寅恪，二等奖胡焕庸、胡元义、杨树达是部聘教授。
一等奖获得者冯友兰、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汤用彤、陈寅恪、杨锺健、吴定良，二等奖获得者金岳霖、杨树达、许宝騄在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历届获奖人数统计表》显示三十年至三十四年度即1941-1945年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共评选277项奖励。其中：
文史哲类的一等奖获得者集中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教授，而中央大学教授则无缘。这正好印证了东南大学毕业生，后为中央大学教授的郭廷以所说的中央大学“研究风气不盛”。他在口述自传中说：“战前四五年间，全国的教育、学术进步很快，这应归功于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待遇提高，中大教员都是规规矩矩的教书，但论研究精神则略有欠缺，这是因为课多而且接近政府的缘故，许多教员混资格‘做官’去了，所以赶不上清华。清华安定、条件好。周炳琳就说过‘中大是不错，但好像是缺少甚么，研究风气不盛。’”他所说的许多教员混资格“做官”去了，也是有所指的。仅中央大学文学院战前两任院长都先后离开学校，谢寿康做外交官、立法委员，汪东做监察委员、礼乐馆馆长。同时更印证了后面将引述胡小石所说的“北大中文系向来注重学术的探讨，中大只提倡古典诗文的摹拟”。因为文学类获奖者卢前（《中兴鼓吹》）、孙为霆（《巴山樵唱》）都是中央大学前身东南大学国文系的毕业生，他们的获奖著作就是古体诗词。相反，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生陈铨（《野玫瑰》）、曹禺（《北京人》）的剧本获奖，是新文学作品，这和朱自清之说是一致的。朱自清在1931年6月1日《清华周刊》第35卷第11、12期上发表有《清华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概况》一文，他说在1928年杨振声主持国文系时，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目的：“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杨振声特别强调新文学的作用和意义。他说：
我们若没有新文学，不可能有新文化与新人生观，没有新文化与新人生观，也就不可能有个新中国。因为新文学，在一种深刻的意义上说，就是来创造新文化与人生观的。先有了这个，咱们的也才能有个新中国。
因为在杨振声之后，朱自清继任系主任，杨振声说“我们商定的中国文学的新方向始终未变”。后继的系主任罗莘田（常培）、罗膺中（庸）、闻一多都保持和发扬了这一“新趋势”。而中央大学则是“只提倡古典诗文的摹拟”，“只讲古典文学，不讲新文学”。两校国文系的办学理念和对新文学的认识不同，在日后培养出的学生的著作中得到展示。
评审意见的私密性曝光与档案解密公开相关联。让学者特别是有评审权的个体发出公平、公正的意见而不受人际关系、官方权力或社会舆论压力，官方组织者的保密承诺自然是必须的保障。这既是对学术独立的尊重，也是对严肃、真诚学者的保护。
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学术奖励摘要及学术奖励著作品审查意见表》所显示的“三十五六年度学术奖励摘要”中，有1947年9月19日张道藩为姚中申报的《新中国与新青年》所做出的“ 观点甚为正确”、“思想正确”的“审查意见”和“总评”：
本书系以主席《中国之命运》为蓝本，而特别发挥其五大建设与青年之训示，兼能根据国父遗教与时贤言论，故其观点甚为正确。参考资料多取材于报章，结构体系一依五大建设。惟各项材料之分配，轻重不甚适宜，其所敷陈之理论亦太浅近，多事态之叙述而少改进之计划。故本书虽合国情，但无特殊贡献。
本书思想正确，常识丰富，文笔流瞻，乃其优点。惟发挥他人学说而无特殊贡献。摭拾报章记载，并无个人创见。若以之为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固不可，但不失为一种青年的参考读物，拟从优给以三等奖。
这是1947年2月20日陈寅恪为董朴垞《中国史学史》三册写的“审查意见”。
此书虽颇采用多种材料但不能成为一有系统组织之作品且似是学校讲义亦不能视为一种创作全书中皆因袭抄录未见有创获之处故此书似不宜給奖
董朴垞为1930年燕京大学首届研究生，毕业后短期在集美专科学校任职，后来长期在温州中学执教，并从事永嘉学派的文献整理与研究。陈寅恪的审查意见可谓严格。
雷海宗审查朱谦之的《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说》后，给出的“审查意见”是：
全书观点极不正确。治史最忌自我夸大；作者似认美洲之发现为中国之光荣，极力牵强附会，非证成见为事实不可。此书无可详论。
也有非学术中人的非学术性文章混入评审程序中，于是就遭到严肃学者的快刀斩截。中纺青岛第四厂办事员李承迪提交的《星球起源之新研究》，在1947年6月18日被评审者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代所长陈遵妫给出了这样的“审查意见”：
此文徒凭玄想，既无学理之根据，复乏事实之应证，满纸荒唐，不堪入目，竟敢提向贵部请奖，洵属荒谬已极！
因抗战胜利后各校忙于复员，1946-1947年两年度合并评奖，奖项如下：
一等奖获得者为浙江大学教授王福春（《三角级数之收敛理论》），他在1943年曾以《富里级数之平均收敛》获得三等奖。二、三等奖（人员、著作略）中文学类的湖南大学教授杨树达（《造字时有通借证及古文字研究》）是第二次得二等奖。
六次奖励中，五批次一等奖，没有同一人获得两次的。这主要是考虑，最高荣誉获得者不能集中在少数人，同时也显示战乱年代，杰出学术工作成绩来之不易。
1946年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三届委员会成立，成员如下：
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三届学术审议委员会成员与1948年9月新选举形成的中央研究院第三届评议会成员有十二位重叠：朱家骅、罗宗洛、傅斯年、吴有训、茅以升、王世杰、汪敬熙、叶企孙、李四光、胡适、竺可桢、周鲠生。两会通常将双方的开会时间前后连贯，以便成员集结。
1947年5月8日、7月24日、10月18日、1948年3月24日共举行四次常务委员会议，1948年4月20-21日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
特别是一等奖的获得者都是国内著名学人，他们的著作（成果）日后也经过时间的检验，均为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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