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戴文静：中国文论英译的译者行为批评分析——以文心雕龙的翻译为例

　　原标题：译论戴文静：中国文论英译的译者行为批评分析 ——以《文心雕龙》的翻译为例

　　《文心雕龙》作为中国传统文论最重要的系统论著，目前已有意、德、俄、捷克、日、英、法语等译本。本文以《文心雕龙》英译本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各英译本的历时梳理英译策略的考察，钩沉出翻译行为背后译者的身份归属，探寻中国文论英译策略。研究发现，中国文论英译呈现“译者学者化”的态势，在译介过程中应充分观照“人”的主体性，合理构建学术型和评论型译者译者身份；采取译释并举和译评融合的中国文论英译策略。

　　自我国政府全面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 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已引起各方重视，并随之开展了各种对外译介和海外传播工程。但是, 目前在“言必称西方”的中国文论界，这一问题一直还未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如何摆脱失语状态、克服“影响的焦虑”和对中国文论的“误读”，激活中国传统文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论间深层次的“生成性对话”？

　　无论是从中国文论“走出去”的宏观战略来看，还是从文学的译介与交流而言，翻译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推手。针对需要“走出去”的文论类型而言，应选取既具备世界文论的普适性，又兼具中国文论的异质性的著作。这其中《文心雕龙》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古代文论大多偏于零散和不成体系，而综观中国文论史，刘勰是第一个对“文”进行全面论述，并确立起中国古代文论体系框架的人，鲜有出其右者（余虹 1999：39）。黄维梁认为，作为中华文论龙祖的《文心雕龙》，被公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杰构，最宜优先成为重新诠释、现代应用、向外输出的文学理论（黄维梁 2007：6 ）。目前《文心雕龙》已有意、德、俄、捷克、日、英、法语等译本。随着各译本的出现，《文心雕龙》也越来越引起国际文论界的关注。

　　国外凡是涉及中国文学、批评和理论的论著，都会提及并引用《文心雕龙》中的理论。作为中国传统文论中最重要的系统论著，《文心雕龙》在海外有着深广的影响。它的外译不仅推动了“龙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文心雕龙》在国际文论界的地位、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传统文论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

　　但因中西语言文字、思维习惯和诗学形态的不同，以及古今文化语境的差异，加上《文心雕龙》本身的体大精深及坚深晦涩的骈文，使译者不仅要跨越中西壁垒，还要穿越古今鸿沟。据美国《诺顿理论与批评选集》推选人顾明栋先生所言，按照编委会原来的想法，是要在《文心雕龙》中选择一篇编入该文集的。但只因《文心雕龙》是骈文，太难翻译，才最终放弃（古风 2014：4 ）。可见中国文论想要真正被西方读者接受，还得从翻译入手。

　　国内最早将《文心雕龙》与西方诗学进行比较的人是鲁迅先生，他曾高度评价《文心雕龙》：“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氏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 从此《文心雕龙》受到越来越多西方学者的关注。自1959年施友忠的第一个《文心雕龙》英文全译本诞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目前共有三个英文全译本和七个英文节译本。详见下表。

　　综观上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心雕龙》三个全译本都是华人所译，占总译本的30%，华裔学者占总译者的40%之多。可见他们是英语世界中国典籍的传播主力，他们都有着生在中国，求学海外的经历，他们具有双重他者身份。翻译模式以单个译者为主，占到80%。从出版地来看，一半为美国高校，欧洲和香港仅各占10%，由此可见美国作为现代汉学的中心地位不容小觑。此外，受众对象基本集中在高校学者圈内。从译本分布的节点来看，时间跨度半个多世纪，三个全译本出版的时间正好与表中两次翻译高潮的时间一致，分别是50年代末和90年代末。50年代冷战格局形成，美国极想了解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中国文学的情况；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西方诗学及文学作品大量译介到国内，国内本土的传统文论和西方诗学不断交汇、碰撞，激发了华人学者反观本土传统的自觉。

　　自1867年起，欧洲汉学家就注意到了《文心雕龙》，英国学者韦烈亚历（Alexander Wylie），在《汉籍解题》（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一书中就提到《文心雕龙》是中国诗文评论第一部著作，并做了简要介绍。1951年美国汉学家休斯（E.R. Hughes）首次把《文心雕龙》的《原道》篇译成英文,附在英译本《文赋》中，此举可谓《文心雕龙》英译的肇始。

　　美国华裔汉学家，华盛顿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施友忠教授用两年时间完成了《文心雕龙》的英文全译本，英译名为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raving of Dragons, A Study of Thought and Pattern in Chinese Literature （《文心雕龙:中国文学观念与式样》），该译本以开明书局为底版, 同时参考吸收了梅庆生、黄叔琳、范文澜、王利器、杨明照等学者的训话及许多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由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并于1959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文心雕龙》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施译本的出现无疑对《文心雕龙》在西方传播和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随后，1971年，台北中华书局印行了汉英对照的修订本；198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印行此书的再修订版。此后，又出现了两个英文全译本：1999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黄兆杰与另两位学者的合译本；2003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大中华文库之一：杨国斌的汉英对照全译本。

　　纵观英语世界的三个全译本，其中施译本三次出版的地域范围之广（美国、台湾、香港），时间跨度之久，在海外传播范围及影响力等也是后两个全译本所无法企及的。从现有研究资料来看, 施译本的确是现有《文心雕龙》英译本中最受关注的译本。施友忠教授的《文心雕龙》译本在学界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哈佛大学远东系海陶玮教授（Hightower）指出了首译的艰辛及其开创性的意义。霍克斯（Hawkes, David 1969:331）评价其译本语言清晰流畅，与曾翻译过《原道》篇的休斯（E.R.Hughes）的译本相比，用词则更显圆润、雅致，更具可读性。意大利中国学家利奥内洛·兰乔第(Lionello?Lanciotti 1960:58-59)也非常认可此译本，他认为“译本中详尽的索引及篇末精确的注释，对于中国文论的学习者和研究者而言，有非常实用的价值”。不过总的来说，尽管施友忠的首译本是“优质的学术性译本”，但同时也存在许多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如翻译的部分章节过于冗长，忽略了预期读者的需求，因而受到来自两类读者的不满：即对非专业的普通读者而言，因译者采用过度贴近原文(古汉语、赋体、骈散结合、注重音韵和节奏等)形式，使他们陷入迷惑；而对于专业的汉学家而言，译文及相应的注释中也存在不少误读；且译者未能就译本所采用的原文的版本信息给予充分、明确的说明。美国汉学家侯思孟（Holzman Donald）（1960:136-139）就指出“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施译本未能在译本序中涉及原作者刘勰所处的时代，因而使读者难以把握刘勰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方面所提出的主要问题；而译文在很多方面显得过于粗糙，亦可看出作者对原著的研究不够深透”。此外，此译本还存在未提供参考书目，“术语表”不够充分，译本注释未涉及《文心雕龙》所论述的文学作品，以及还存在个别误译和漏译的情况。针对这些情况，台北的中华书局在其1971年印行的汉英对照的修订本中进行了改进。台湾版中增加了“Introduction”（译序）部分，此外，施友忠还采纳了柳无忌的建议，在台湾版的文末增补了关键词汇表，不仅方便读者查阅，对后来的研究者也极有帮助。在此版本的基础上，198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又印行了此书的再修订版。最后一个版本还将译序部分重新整理为“刘勰以前的文学批评”、“刘勰及其文学批评”（此部分又分为：“刘勰其人”、“刘勰的古典主义”和“刘勰的综合全面的文学观”）和“后世学者对《文心雕龙》的评价”三部分，详细介绍了作者的创作背景及文学观。香港版在台湾版的基础上，在“刘勰其人”部分增加了刘勰著书的三个原因；在“刘勰的古典主义”部分增加了刘勰如何将宗经和文学价值相联系的陈述；并增加“刘勰的综合全面的文学观”部分。施友忠认为，刘勰并非彻底的古典主义者，这体现在刘勰以“道”论“文”，在“载道”和“缘情”间寻求平衡，创立了“文道模式”的综合全面的文学观。

　　从节译本的情况看，一是节译本在数量上较多；二是译者的身份多元化，既有华裔汉学家也有西方籍的汉学家。与其他中国文学典籍的译介相比，就目前研究成果而言，中国文论的全译本数量还是相对偏少。以上三个全译本的译者都是“龙的传人”，相比偏爱中国诗歌作品的西方血统的汉学家，他们往往更关切中国文论的基本特色和普世价值，更希望向世界译介中国传统文论思想。随着汉学在英语世界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和龙学海外传播的不断扩大，译者的身份也从一开始的华裔汉学家逐渐扩大并渗透到欧美籍的汉学家之中，他们的节译本是对全译本的极大补充，使整个英语世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邃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使诸多不谙中文的西方学者以及对中国文论抱有偏见的人士，逐步对有别于自身传统的异文化诗性智慧有所认识，并从中有所启获，进而对《文心雕龙》研究的整体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人们常把忠实于原文作为衡量译文质量的标准之一，认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最好是隐身、透明的状态，但是作为具有意志性的译者，但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将自己的评价话语带入译文。（张虹、段彦艳 2016）早在中世纪，意大利人就提出了“译者即逆者”(traduttore traditore)这样一句看来非常睿智的话，此后它便不断地重复出现在中外翻译的论述中。从古代的“文质之争”，到五四时期鲁迅与瞿秋白的“实用和审美之辨”，再到如今的“‘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周领顺 2014：76)，译者几乎一直处在翻译的“迎”与“逆”即归化与异化的场域中。王宏印（2014：190）认为在古典文论翻译的文与质之间，似乎存在一个倾向于文抑或倾向于质的两难选择。翻译的过程实际就是译者在翻译迎逆间的博弈。不管译者采取何种翻译策略，都是和他的译者身份密切关联，因为译者身份的主体地位总是客观存在的。法国比较文学家布吕奈尔认为翻译的首要问题是：他是谁？（布吕奈尔1989：60）这是一个涉及到翻译的主体身份问题。在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积极对话中，译者处于这个活动场最中心的位置，相对于作者主体和读者主体，译者起着最积极的作用(许钧 2014:244)。

　　翻译上的身份，是译者以“译者身份”所呈现的语言性语码转换行为特征（周领顺 2014：215）。谭载喜（2011：120-121）认为译者身份有主身份和次身份之分。一方面，译者就是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转换的人，这是构成译者的主身份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译者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或社会行为人，他并非存在或活动于真空中，因而其行为角色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译者会把抽象、静态的身份因素消融在具体的、动态的、与不同社会因素和环境密切互动的角色身份之中，这种角色身份便是译者的次身份。所以，他又把次身份成为角色身份。各种类别的译文和译法，其实就是译者以各种角色身份开展工作的产物。刘若愚把译者分为译者诗人（或称诗人翻译家）和译者批评家（或称批评家译者）两类（周领顺 2014：227）。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文心雕龙》英译实例的分析，我们对不同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进行归类，并对其翻译策略背后的译者次身份进行解码，列表如下：

　　作为学者型译者的施友忠，曾在序言中提到，翻译《文心雕龙》既是因为在美期间，他深感有关中国文学的英文资料稀缺，而且自己对这部作品十分喜爱，觉得有必要将其英译并作教学之用。据说，狄百瑞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文化”课程，也十分关注中国文论，曾和施友忠提起《文心雕龙》翻译之事。于是经过几年的努力，《文心雕龙》的第一个英译本问世，这在海外龙学研究初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此基础上，译者采取译释并举法。虽有部分误译，直译语言也显得些许冗长，但总体而言该译作语言详实，主旨阐发到位，其译作为后世海外《文心雕龙》英译及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

　　作为大众译者的黄兆杰，对文学评论比较感兴趣，他所强调的是刘勰文论的内容而非文本本身。译文采用过于浅译法的归化方式，浅化原文语意，未对典故史实作严谨的注释，但这样行文简单易懂，加上文后补充了中英双语对照的词汇集，便于让初学汉语的非中文专业的本科生读懂并接受。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论说》篇中说：弥缝莫见其隙。具有独立性的文本本身就是一个修补空隙、缝合短片的过程。宇文所安在重视文本细读的前提下，结合文论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不断的历史想象和文化反思。他的译本采用直译、注释加评论的方法。他在每篇前都做了全篇的总体概述，然后对每段文字进行中英对照翻译，译完后还采用点评或对若干问题讨论的方式加以解说,并在附录中列出“术语集释”。通过这种中西双向阐发，达到文论的双向互动，从而生发出许多过去国内学者未曾认识到的新见解。正如他自己所述，本书主要针对两类读者：一类是希望理解一点非西方文学思想传统的西方文学的学者；一类是初学传统中国文学的学生。所以宇文所安精选了《文心雕龙》18篇进行翻译，并以下篇的文学创论为主，原因是译者认为上篇文体论中多数作者和文体不被西方读者熟悉，入选会影响整体的阅读效果。因为翻译是二度创作，宇文所安（2003：15）认为任何翻译都对原文有所改变，他的首要目标是给英文读者一双探索中国思想的慧眼，而非优雅的英文。他认为没有什么最佳翻译，只有好的解说。从整体来看宇文所安属于评论家译者类型。

　　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杨国斌译本都采用归化的意译手法，属于现代阐释型英译。但于1962年出版的杨、戴译本的归化程度显然要高于杨国斌的全译本，因为那时除施译本外还没有其他译本出现。杨、戴译本选取其中谈论创作技巧的五篇进行翻译，采取了不同于施译的归化译法，做到了将注释行内化解。其目的是希望使整个英语世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邃思想产生浓厚兴趣，并使诸多不谙中文的西方学者以及对中国文论抱有偏见的人士，逐步对有别于自己传统文化的异文化诗性智慧有所认识，并从中获得启悟(王晓路 2000：21)。作为“大中华文库”系列之一,杨国斌的译本其读者主要针对国内的英语读者。他翻译的时代，已有大量译本可资参考，他主要以周振甫的《文心雕龙今译》为底本。他的译本语言清晰流畅，正如岭南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欧阳桢（Eugene Chen Eoyang） （2005:588-589）所说杨译本做到了语义对等，理解恰当，语言清晰，富有诗意，且可读性强，适合非专业学人阅读。以上两位译者都可归属诗人译者行列。

　　就中国文论外译策略而论，歌德的翻译三阶段论颇具指导意义。 歌德在《理解西东合集评注》一书中将翻译分为三个不同阶段。这三个阶段是一个从迎到逆的过程，即从语言的归化到思想内容归化，最后逐渐过度到完全异化的过程。目前，中国文论向西方译介还处于歌德所说的第一个阶段，即语言的归化阶段。大众译者的语言最浅显，在遇到异质文化因子时，大众译者往往采取迎的方式即省略或释义的方式来接近读者。诗人译者因侧重读者的文化接受性，译文采取诗性语言，注重保留原文骈文的美感形式的同时，异中求同，将异质文化因子转译成西方读者易于接受的文化常态，而非佶屈聱牙的拼音加注释，通过意译将注释行内化解成通俗的语言，易为西方读者接受。但总体而言，上述两类译本的学术性价值没有学者型译者和评论家译者的译本高。

　　文论作为文学的“元语言”,它的翻译应当追求文学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及学术的开放性。就单音节的汉字而言，词义本身的多释性，结合上下文不同的语境下，使得某些文论关键术语更具模糊性。有些中国批评家习惯使用“以隔释隔”的方式，用极为诗意的语言表现直觉感知，而非明晰的概念。而这种直觉的感知，在本质上是无法明确定义的。当然所有这些困难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不可避免的，而在以英文探讨中国文论时则显得更为明显（刘若愚2006：7）。所以笔者认为从跨文化的视角看，归化的前提是保存原语文化的准确性，当前的关键是如何在不失真的前提下，做到语言归化，内容异化。传递给国外读者的应该是明白、晓畅和有深度、有内涵的文化信息，以博得特定读者群的欢迎。施友忠的“译释并举”及宇文所安“译评相融”的开放式翻译策略带给我们很多启示。从文本的翻译策略和译者的身份解码两个维度考察中国文论外译模式，从中国文论“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层面而言，只有“译者学者化”（周领顺、强卉 2016），才能传递中国文论的最强音。在翻译实践上，不管被称为“学者型译者”还是“评论型学者”，都应突显“以人为本”的英译策略，跳出迎与逆、原文与译文的圈囿，从译者的维度权衡、考量翻译的效度。我们所提倡的“译者学者化”，是中国文论提倡“守正创新”的必要之举，将研究与翻译有机结合，通过译者的镜像和阐释,不断丰富“创新”的内涵，将中国文论推向世界的同时，彰显出中国文论的独特优势。不仅于此，译介传播的同时，守其传统，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生发和丰富原有的文论根基，使其与现代文论相融合，有利于深刻认识传统文论的当下价值，助推中西文论间的理性对话。所以中国文论英译的译者身份应为学术型和评论型译者，译释并举和译评融合的翻译策略是中国文论英译的合理路径。

　　古风(2010：56）是较早提出中国文论“走出去”的学者之一。他切中肯絮地指出，中国文论的输出首先应在译、释上下功夫。译,即由我们自己重新翻译中国文论经典,下苦功夫, 花大力气,拿出最准确、最优秀和最经典的外译本, 确保使中国文论原汁原味地“走出去”；所谓释, 就是挖掘和提炼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 做好以中释西、以中释外的示范工作, 使外国读者充分认识中国文论的有效性和普适性, 激发和引导他们来拿、来用。在此基础上，立足本土,放眼世界,重构中国文论的话语和体系, 使中国文论跻身国际文论界而毫不逊色, 从根本上争取中国文论的话语权。

　　Marilyn Gaddis Rose（2007: 11-13）也认为，世界语言的存在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于古典语言的继承。通过翻译的中介作用，古希腊和罗马文学经典得以保留。文学翻译一方面是进入文学的途径，另一方面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因为翻译提供给读者重新思考文学作品的空间和视角。通过原本和译本的双重阅读，读者在比较和对照中对于原本和译本的理解会不断的深化和扩大。

　　贝尔曼认为，译者奉献给目标语读者的，是一部经过再创造的完善作品，它既包含了原作者的生命要素，又以新的生命形态在新的语言、文化环境中生存(许钧 2014:247)。因此在现代语域下通过尊重原典的考辨，采用译释并举和译评融合的翻译策略，将中国传统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关键词和文论思想加以整理和翻译，对其现代意义的普适性进行阐释，对其译本的不断修正，重铸现代文论话语体系，使西方读者逐步熟悉并深入中国文论的堂奥，达到对中国文论思想的深刻领悟。唯有此，中西文论才可在互识、互补、互证中相互照亮、激发和前进。也唯有此，才能在中国文论“走出去”策略的助推下，使我们的传统文论变为文论传统，并成为世界文论中的重要内容。

　　[1] 布吕奈尔,葛雷、张连奎译.什么是比较文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60.

　　[2] 古风. 中国文论“走出去”的若干问题探讨[J]. 扬州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58.

　　[3]古风. 当前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新机遇[C].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十九辑）,2014:4.

　　[4] 黄维梁.序：让雕龙成为飞龙[J].华文文学，2007（1）：6.

　　[6] 谭载喜.译者比喻与译者身份[J].暨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20-121.

　　[9] 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1] 王晓路. 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M].巴蜀书社，2000：21.

　　[12] 张虹、段彦艳.译者行为批评与《孝经》两译本中评价意义的改变[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4): 151.

　　[13]周领顺.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M]. 商务印书馆，2014：76，215.

　　[14]周领顺. 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M]. 商务印书馆，2014：227.

　　[15]周领顺、强卉.“厚译”究竟有多厚？--西方翻译理论批评与反思之一[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6).

　　*本文受2016年江苏省政府留学基金资助，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文心雕龙》在北美的译介与传播研究”（2017SJB107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戴文静（1983-），女，博士，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从事古代文论外译及中外文论比较研究,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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