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现今华人学界有名的史学家余英时，在香港《人生》半月刊第8卷分三期连载《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一文，“证据确凿”地指出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大量抄袭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1992年，余英时继续在香港的《明报月刊》 10月号上刊发《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一文，公案重提，再次指证郭氏犯了“严重的抄袭罪”。他在文章中，经将《十批》和《系年》细致互校后，可以断定郭“是一个全然没有学术诚实的人”。他还说，“如此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态度了”。余氏由此“抄袭案”为个例，上升到了对郭氏整体学术诚信问题的否定。
《李白与杜甫》是郭氏晚年较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是封笔之作，但也正是这部作品，常被作为学者“曲学阿世”的反面典型，被腾笑至今。《李白与杜甫》被“誉”为真正的“奇书”，奇不在优秀，而在揣摩圣意，用时尚的阶级观点恶搞李杜，费尽心思扬李贬杜。杜甫名篇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几乎全部都被他挑出毛病，套上阶级性帽子，用词之滑稽、幽默、别有深意。比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郭说“诗里面是赤裸裸地表示着诗人的阶级立场与阶级情感的”，说那样的茅屋冬暖夏凉，比瓦房还要讲究，老杜是作秀；说茅草被大风刮掉一部分，就写了一堆怒怼，老杜是在怨天恨人；说老杜异想天开广厦千万间的美梦，分明只是为暂时没有功名富贵亦或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的，眼里没有“民”或“人民”，其心可诛等等。
最荒诞的逢迎笑线日，时之《日报》刊发先生《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手迹，约请郭公写读后感。本来，毛先生此幅墨迹，因为随性挥洒，不经意间是有好几处笔误的：“黄粱”错成“黄梁”，“龙岩”写成“龙龙岩”，该词最后忘了句号。
而郭公刊发题为《“红旗跃过汀江”》的诠释文章。里面一段文字是这么写的，“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他还说，以该词墨迹而论，黄粱写成黄梁，无心中将粱字简化，龙岩多出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缺了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最后，该文点题： “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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