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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如果社会学不能掌握大数据运用的知识与能力，没有超过其他学科的想象力和建模能力，基本上，社会学学者将完全沦落为各类组织的劳工。

　　本文讨论地方金融治理中的风险分担规则不确定问题，即有关金融交易风险由谁分担、如何分担和分担依据等的规则在实际运行中为什么难以确定。

　　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技术的组织合法性分析框架，用以揭示技术在组织中应用成功的条件机制。文章通过回顾信息技术ERP在某国企历时9年的应用历程，展示了一项新技术在组织中应用或推进或停滞的曲折遭遇是如何与其组织合法性（包括绩效合法性、任务合法性以及价值合法性）相对应关联的。研究表明，技术应用成功需要足够的组织内部合法性作支撑。其中，绩效合法性是基础；在技术绩效不确定的情形下，任务合法性为技术应用保证了组织正式层面的资源投入，启动、加速技术应用；价值合法性提供非正式的资源投入，在危机时保存技术，在应用期间促进应用。

　　本文以《江村经济》为例，回答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农工混合是一种独特的中国道路“模式”，还是历史条件限定下的经济形态？第二，燕京社会学派的真正角色，是否是提出这一“本土模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本文指出，农工混合的经济形态与一系列社会基础条件的状况有关，《江村经济》采用当时国际社科学界公认的分析逻辑，开启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治学的方式来认识中国的经验现实。故燕京学派作为社会学群体的角色，以现代社会学及人类学在中国的开创建设来概括更准确。其主要特点与其说是本土化道路的提出，不如说是研究角色、议题、方法及目标的转换。

　　本文梳理和考察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将其分为“接轨”与“自觉”两个阶段，并指出“自觉”阶段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主要来自于现实经验研究的要求。在寻求对经验现象和社会行动的深层的、“精神”的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中国本土的概念应该努力与中国漫长深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对接，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学中国化。本文就对接的方式进行了初步探索，指出针对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可以尝试从行动伦理层面切入。当代中国人的社会行动中包含了大量的传统伦理因素，是构成“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正是这些行动伦理将当前的经验现象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在社会学研究的层面上连接起来，为拓宽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提供了可能。

　　杨庆堃所著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研究中国宗教的一本经典之作，但学界对其核心概念“混合宗教”（diffused religion）和“独立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存在诸多误解。这组概念脱胎于瓦哈的“合一性宗教”（identical religion）和“专一性宗教”(special religion)。在其中文著作《中国社会：从不变到巨变》中，杨庆堃把“diffused religion”译为“混合宗教”，把“institutional religion”译为“独立宗教”。然而，这一译法几乎被中文学界所忽略；与此同时，学界对“diffused religion”一词的中文译法不下十余种，而“institutional religion”则被统一译为“制度性宗教”。从杨氏本意来看，这或许是一种误译，许多误解也就由此产生。在杨氏的论述中，混合宗教与独立宗教之间不是“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差异，也不是“有组织”和“无组织”的差异，而是“混合”与“独立”的差异。在厘清诸多误解的同时，本文也试图对《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的经典性进行解读。

　　本文讨论地方金融治理中的风险分担规则不确定问题，即有关金融交易风险由谁分担、如何分担和分担依据等的规则在实际运行中为什么难以确定。研究表明，宏观层面的制度矛盾是微观层面规则不确定的结构性根源。制度矛盾通过思想观念和物质利益两个层面，赋予微观行动者具有冲突性的合法性理据和利益驱动力，诱发投资者、地方政府、中介机构之间关于风险分担规则的规范博弈与利益博弈，导致风险自担规则与风险共担规则的竞争格局；博弈过程中，多重合法性宣称以及多重角力机制的搭配组合，使得实际运行的风险分担规则呈现出不确定状态。

　　裴宜理《安源》一书将当前的改革放置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通过回溯安源工人运动实践来发掘革命传统，主张我们应汲取革命遗产中的那些有益部分，来为改革转型时期的社会不平等与社会抗议提供化解方案。本文试图对革命传统在改革时期的适恰性进行再审视，认为安源传统作为中国革命传统的一脉，的确提供了关于社会尊严与平等的认知，然而其背后的形成与演变逻辑决定了安源传统在理解与改善当前社会群体生存状况上的脆弱性，重拾安源传统缺乏“政治”与“社会”上的支撑。

　　面对大数据的挑战，社会学的优势在哪里呢？社会学曾经的优势有调查数据，有分析数据，有运用数据知识的积累，这是实证社会学最核心的三部分，构成了实证社会学独特的知识能力。但是今天，这一切变了，社会学只剩下运用数据知识的积累这一个优势了。调查数据的优势，在慢慢失去；分析数据的优势，也在慢慢丢失。唯一剩下的或许只有运用数据知识的积累了。未来，如果社会学不能掌握大数据运用的知识与能力，没有超过其他学科的想象力和建模能力，基本上，社会学学者将完全沦落为各类组织的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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