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者,国外学者很早就开始利用地下新出甲骨文材料开辟商史研究途径。据宋镇豪主编的《百年甲骨学论著目》统计,百年来国内外发表的甲骨学殷商史论著超过1万种,国外有美、日、英、韩、法、德、加、俄、瑞典、瑞士、澳、意、匈、新等14国学者3800余人涉足此学。国外汉学界十分重视商代史的再建,大致经历了从早先对地下出土文字材料的热衷,转而分析文字的结构、王室的谱系,又渐渐扩展到商史研究诸方面。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他们善于提出问题,热点颇多,视野较宽,著述的力度和规模在逐步加大,在研究方法上以文献、考古、甲骨文等地下出土文字材料三位一体的趋势日益强化。特别是1999年,美国鲁维(Michael Loewe)、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主编的《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由美国剑桥大学出版,显示了西方汉学界集体研究中国上古史的整体实力与成绩。这一动态值得注意。该书商代史部分有三位知名学者著述,华盛顿大学William G.Boltz教授撰《Language and Writing》,专从有关文献,普林斯顿大学Robert Bagley教授撰《Shang Archaeology》,专从商代考古学,加利福尼亚大学David N.Keightley撰《The Shang:Chinas First Historical Dynasty》,则从甲骨文为主要史料,考察商代史。不过,国外于商代史研究,基本集中在文化、政治、宗教、经济、社会等方面,不少商史著作属于上古通史之一部,作为全方位整体性研究的商断代史著,至今还没有。再者如上举剑桥新出的集体研究中国上古史一部,尽管立场、观点、学说有些偏颇,因有其一定背景,较有权威性,易产生偏面导向,长此即难纠正。由我们中国学者组织撰写,争取在新世纪之初拿出高档次、高水准的断代史著《商代史》,其学术意义是很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