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名医指南——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仁济医院头颈外科主任主任医师【​葛建伟】

　　原标题：上海名医指南——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仁济医院头颈外科主任，主任医师【​葛建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始建于1844年，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三级综合医院，是上海市医保定点单位。目前由东西南北四个院区和上海市肿瘤研究所组成：东院位于浦建路160号，于1999年10月建成投入使用，占地86875平米，建筑面积206859平米；西院位于山东中路145号，占地7811平米，建筑面积31959m2；南院位于闵行区江月路2000号，于2012年12月建成投入使用，占地68497平米，建筑面积82590平米；北院位于浦东新区灵山路845号，占地6667平米，建筑面积17350平米，于2013年7月全面启用；肿瘤所位于上海市斜土路2200弄25号，总建筑面积7523平米。

　　医院东、西、北三个院区目前总核定床位1650张，南院核定床位600张。截止2013年底，医院共有在编职工2511人（不含南院），其中正、副高级职称专家328名；博导57名、硕导148名，门急诊量342万人次，手术6.39万例，出院人数8.47万人，平均住院日为7.9日，医院设有50个临床医技科室：消化科、心内科、血液科、风湿病科、老年病科、呼吸科、肾脏科、神经内科、内分泌科、肿瘤科、肿瘤介入科、康复科、急诊科、核医学科、放射诊疗科、泌尿科、胃肠外科、胆胰外科、乳腺外科、骨科、心血管外科、胸外科、血管外科、神经外科、功能神经科、肝脏外科、整形外科、麻醉科、中医科、儿科、眼科、妇产科、妇科肿瘤科、生殖医学科、五官科、头颈外科、皮肤科、感染科、口腔科、营养科、放射科、超声医学科、病理科、检验科、药剂科、输血科、内科门诊、健康保健中心、变态反应科、重症医学科。

　　近年来，医院申请到的科研项目及专利逐年递增，包括国家级的973计划、863计划、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重点）项目等，其中2013年科研经费达1.48亿元。医院还获得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华医学科技奖、高等学校科技进步奖等；先后共有几百人次入围各级人才培养计划，包括973首席科学家、长江特聘教授、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杰出青年、上海市领军人才等。医院与美国、加拿大、法国、比利时、德国等近十个国家的二十多所医学院校建立了学术交流和友好合作关系。

　　葛建伟，男，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卫生部国家急救医疗小组成员，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会员，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专科医师会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会员，国际神经修复学会会员，上海市东方脑科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脑健康》编委，上海市计生委上海市健康生活促进会专家组成员，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台联副会长。曾获仁济医院“十佳青年”，发表论著20余篇，SCI收录10余篇，参编专著一部。擅长垂体瘤的内窥镜及显微手术治疗，颅底肿瘤的微创手术治疗，脑胶质瘤的综合治疗，脑动脉瘤的微创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及面肌痉挛的锁孔手术，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前路颈椎间盘手术等高难度手术。

　　“他在ICU，妻子小二十岁，央求我，一定要进去说句话，我问，什么话，她说，从来没有对他说，我爱你，再不说，就永远说不成了。”聊起那些病房里的生离死别，他有些走神，放慢了语速。

　　仁济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葛建伟，擅垂体瘤的经鼻蝶内窥镜及显微镜手术治疗，颅底肿瘤的微创手术治疗，脑胶质瘤的综合治疗，脑动脉瘤的微创手术治疗，颈动脉内膜剥脱术，颅神经锁孔手术治疗，复杂脑积水的手术，前路颈椎间盘手术等高难度手术。

　　这是一个醉心于挑战高难度手术的医者，他追求的手术境界：简单，快速，保留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成功以后的快感，如吸氧一般。神外医生，除了胆大心细，还要有超人的智慧，不仅仅靠一双手，而且靠最佳的判断，靠最优的策略。”

　　他一年的手术量，院内、外的手术300余台，“做主治医师时，要接近400台，有一次高难度手术，做了19个小时，从此日做到彼日，助手，护士都换了三拨。大量的神外手术做过，就如太上老君炼丹炉滚过一下，气定神闲，在手术台上可以心静似水。”

　　可是，再高明的手术，有时候在病魔面前也是脆弱的，“比如胶质母细胞瘤，全世界平均生存期是14-16个月，手术再漂亮，又能挡住死神吗？手术后的成就感变得很飘渺，很不真实。从内心深处来说，我宁愿做高难度的良性肿瘤手术。”

　　曾经看到个病人，脑部肿瘤动了八次手术，切掉了一次又一次，父母在病床前陪了十多年，黑发的父母现已白发苍苍，女儿人事不知，全无意识。“我会追问自己，这样的手术到底是有意义，还是无意义，究竟是为了拯救，还是在安慰。”

　　采访时，接近过年，这热腾腾闹哄哄的世界，不管背后有多少艰辛和孤独，始终是我们最深的牵挂和眷恋，不是么？

　　葛建伟的2015年，没有医疗事故，没有争执吵闹，病人来来往往，对他都是赞誉，顺利得听上去波澜不惊。但是实际上，他接手的许多是圈内公认的高难度手术，旁人只是听一听，也许就会战战兢兢。“对我来说，我觉得很从容。我喜欢高难度的手术，哪里有先进的技术，无论是国内国外的，我都会去看一看。”

　　二十年医生生涯，葛建伟做过的手术多得数不清，也完成了由“量”到“质”的蜕变。2015年，他在医院内完成手术250台左右，医院外会诊手术80台左右，高难度的居多数。“主治医师时，急诊手术特别多，从大量的基础手术中，锻炼了自己的思路和方法；近些年来随着疾病谱的改变，急诊手术减少，高难度择期肿瘤手术变多。在脑外科手术方面，同年资医生中，超过我的手术量不会太多。”

　　之所以会接那么多的高难度手术，源于葛建伟喜欢挑战的性格。他是江苏盐城人，家中有一位伯父是内科医生，在解放战争时期，跟随国民党政府撤到了台湾。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得以回乡探亲。他对葛建伟的父亲说：“家里其他职业的人都有，唯独缺一个医生。”于是在1990年，葛建伟考上大学时，志愿填报栏上被密密麻麻填上了医学院校，最后录取他的，是当时的南京铁道医学院。

　　在校期间，葛建伟的学习很轻松，丝毫不觉得课程有什么繁重，反而认为难度不够高。毕业了岗前培训，因为能力出众，又被安排到医教科协助管理近两年，之后去科室轮转，第五年定在普外科，大家都推荐他去读研究生。

　　他说，既然要读，就读个好一点的。努力一下，考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泌尿外科的第一名，远远超出了分数线。面试时，面试老师对他说，我们并不缺手术医生，而是缺做科研的人员，你来了，有出国机会。但是葛建伟并不想出国，索性就不想念了，后来经过前辈的劝告，决定留下来拿个学位，于是，他又被调剂去脑外科，哪知越来越感兴趣，一路读到了博士。

　　仁济医院脑外科是国内的神经外科中心之一，有着辉煌的历史，实力在上海属于领先。

　　在读研期间，第一次入科，葛建伟跟着上级医生做腰椎穿刺。不知为什么，护士给病人输液打不进针了（那时静脉置管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大家都没有办法，葛建伟自信地说，静脉切开呀。随后拿起手术刀，干净利落，问题迎刃而解。顿时大家都觉得，这个研究生蛮厉害。“我有四年普外科医生的经历，急诊手术做得多，什么都切过了。”

　　脑外科领域的高难度手术，主要是颅底肿瘤、脑干病变和复杂、巨大动脉瘤等。葛建伟做过的最具挑战性的手术，是一个小脑上蚓部的巨大实质性血管母细胞瘤、肿瘤累及到脑干——中脑被盖。病人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刚工作一年，来医院时路都走不稳，葛建伟分析了影像学检查结果以后，觉得自己在术中可以从容控制肿瘤动脉血液的供应，使术中出血不至于过多。虽然手术有危险，但因为病人家境困难，也就没有选择介入栓塞以降低手术难度。

　　哪知在术中，葛建伟发现实际情况比术前分析得更复杂（双侧小脑后下动脉、小脑上动脉均有供应）——切不干净，止不住血。无奈之下，“完整按边界”的手术原则已没法在手术中贯彻，只好用下下策分块手术。手术在血泊中进行，他一刻不停浴血奋战了19个小时，长时间的站立使他腰痛难忍，他只能借着巡回护士帮他捶背的时候休息一两分钟。最终，手术换了三批护士，三批助手，从第一天早上九点钟做到第二天天明，而他就如一个绝世高手，始终一人与敌周旋。“不能让这样一个正处于花样年华的年轻人，遗憾离去。”他说，是这种信念支撑着他，心无旁骛地完成了这一切。

　　手术非常成功，十几天后，病人顺利出院了，经过术后康复，生活得很好，身体棒得像运动员一样。

　　“这次手术，从手术时间、风险系数等各方面来说，都是我碰到过的最难的手术之一。作为一个医生，不仅要心理素质、身体条件好，还要有术中的精准判断。”葛建伟说。

　　脑肿瘤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天塌下来了的一件事。作为一个脑外科医生，葛建伟看尽了人间百态，病人的喜怒哀乐。

　　有一位年过古稀的老教授，不久前突发脑梗入院，做完手术后又肺部感染，采访时尚在重症监护室。他有一个比他年轻二十岁的妻子，一直在ICU外面陪护他。有一天，这位妻子来找葛建伟，请求让她进入ICU去看看丈夫，她说，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对老人说过“我爱你”，怕现在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我明白，这一面，可能是最后一面，如果拒绝了，对病人家属来说，可能就是终身的遗憾。我理解这种生离死别的情感。”

　　很多脑恶性肿瘤，尽管经过了手术、放疗、化疗，却还是只能延长几年的生存期，最终依旧要面临生命的坠落。“有个病人，患的是颅外脑膜瘤，这是一种切不干净的肿瘤，需要反复手术。病人从2001年到现在，经历了七八次手术，早已是植物人状态，被判断为脑死亡。但是因为国内尚没有脑死亡的立法，所以她依旧在医院的病房里。她是独生子女，父母一直陪伴了她近16年。一直到现在，父母还是每天轮流来医院看护她。”葛建伟坦言，他经常会陷入沉思，明明病人永远不会再醒过来了，家人和医生所有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呢？是对生命的尊敬，还是对自我的救赎？

　　类似的纠结，在胶质瘤手术中也常有发生。在普遍认知上，脑部胶质瘤是最常见的颅内肿瘤，恶性胶质瘤一般来说平均存活期不过16~18个月。就算出现了新的放化疗方法，也只是令患者的平均存活率延长两个月。“这两个月对于统计学来说，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患者个体，有多大的价值就不好说了。曾经有个患了胶质瘤的一种——恶性室管膜瘤的男孩，四五年间开了好几刀，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男孩的父亲对我说，葛医生，我的人生已经没有意义了。”

　　“医学不是万能的，它有很多无奈的地方。你会发现，手术做得再好，在有些肿瘤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现在我宁愿选择一些高难度的良性肿瘤、动脉瘤，也不太喜欢去做胶质瘤手术，反复感受那份苦涩。”他说。

　　2015年6月，来自全世界二十八个国家的近百名神经外科医生汇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葛建伟也是其中之一，齐聚在欧洲最著名的赫尔辛基大学中心医院，参加为期一周的The 15th Helsinki Live Demonstration Course in Operative Microneurosurgery（第15届赫尔辛基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演示会）。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中心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外侧眶上入路开颅手术夹闭动脉瘤的推广者、国际神经外科界公认的脑血管病顶级权威、颅内动脉瘤显微外科手术的大师级人物Juha Hernesniemi教授，是葛建伟敬佩的前辈之一，去芬兰之前，他就读过Juha的书。“教授总结说，神经外科手术要‘simple，fast，presevre the normal anatomy’，即简单、快速和保留正常解剖结构。这是非常精辟的。”

　　Juha教授身高一米八，但是手术时，居然还垫个脚凳。葛建伟回国后，给研究生看了Juha教授做手术的照片，说到这一处细节停下来，详细解释了原因：头高脚低是降低颅压最简单的方法。所以他的手术，对于麻醉师有不用吸入性的麻醉剂等特殊要求。

　　在葛建伟看来，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一些素养是要具备的——要胆大心细，要智慧过人。“每次学生说，葛教授手术这么好，为什么呢？我说，手术做到一定程度，就不是靠手了，手的操作有多复杂呢？不见得。而判断和策略会更重要。动作做得再漂亮，但是思考的方向错了，就无用了，甚至是有害的。”

　　手术开始前，麻醉师在麻醉、插管、打针，护士在做各种准备，葛建伟就在边上“过电影”——读病人的片子，手术方法，解剖结构，他要全部在脑子里面过一遍，他把这段时间叫“养定力”。“有一句成语叫做‘急中生智’，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急中是生不了智的，你一定要平时有准备。没有知识储备，哪来的智慧好生呢。智慧是从定力中滋生出来的，所谓定中生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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