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一名斯坦福大学原助理研究员直指有超过412篇中国英文论文涉嫌造假，上百家医院沦陷，全方位服务中国客户的论文工厂也浮出水面，引起了舆论关注。
“我并不太吃惊。”在北京市朝阳区一所科研机构工作的孙西(化名)对法治周末记者说，“现在学术圈的评价体系，确实会让很多人在这方面‘铤而走险’”。
不过，教育部和科技部近日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试图对中国学术界此前“唯SCI是论”(SCI是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引文索引类刊物，目前是国际上最具权威性的、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成果的重要评价体系——编者注)的评价体系做出改变。外界认为，这将改变中国数百万科研人员的评价标准。
“没有论文产出，就意味着你的学术水平不行，不仅影响职称晋升，还申请不到项目，能招的学生数量也少。”孙西说，而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没有足够的学生，就很难有足够的人手从事更多的科研项目。
不过，孙西告诉法治周末记者，SCI并非完全代表高水平论文，有很多SCI论文是“灌水文”，SCI论文里，也分三六九等。
“我们专业把SCI分成一区、二区、三区，一区质量最高，是顶级期刊，能在上面发文章的人凤毛麟角。二区、三区就相对好发一些。”孙西说，如果要完成一篇有点质量、能发在二区的论文，估计要花费两年左右的时间。而“灌”一篇三区的“水”论文，“不到半年”。
孙西透露，所谓的“灌水文章”，就是用同样的方法，把以前研究过的东西再放到不同的条件下去做，“换汤不换药，对科研来说并没有什么益处”。
但是，在以SCI相关成绩为重要学术评价指标的情况下，一些研究者不得不“为了发表而发表”。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南京大学将SCI引入评价体系的主要考虑是，当时处于转型期，国内学术界存在各种不正之风，缺少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加上某些专业国内专家很少，国际上通行的同行评议不现实。
中国科协2018年公布的《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93.7%发表过学术论文的科技工作者认同发表论文的主要目的是达到职称晋升要求，90.4%是为了完成各种考核要求。
在十三届政协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说，中国很多专利和论文都是为发论文而灌水，“甚至有很多拿到高级职称的人其实连简单的SCI灌水论文都不会写，直接交给第三方机构花钱买论文”。
由于过度追求SCI论文数量、被引次数、影响因子等相关指标，高校学术评价、职称评定、学科评估、学校排名等多方面出现异化现象。
近年来，我国高校在各类大学排行榜中排名上升，与重视学术研究尤其是发表论文密切相关。
在受到广泛关注的2020QS世界大学排名中，有关学术研究方面的指标权重高达60%。
过于追求排名，丰硕了大学的论文成果，却也带来了重办学轻教育教学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袁振国指出，如果把排行榜作为大学的导向，全世界的大学都会变成研究所。
从2018年年底开始，改革和完善科技评价制度的制度频出，清理“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做法就是其中之一。
2019年，南京林业大学从教33年的蒋华松，没有论文和科研项目，只是凭借平时课堂教学的表现和成绩被评为教授，这在当时引发了舆论热议。南京林业大学人事处也解释，蒋老师突出的教学成绩在原有的职称评价体系中没有太多优势。
此次《意见》主要集中三个“不可”：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职称(职务)评聘的直接依据和人员聘用前置条件、不宜将发表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等指标作为学生毕业和学位授予的限制性条件、不可直接依据SCI论文相关指标对个人和院系进行奖励。
“这是一个开始，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引入其他的评价机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意见》指出，同行评价是科研评价的通用做法，关键是要真正发挥同行专家的作用，在评审中引导专家不简单以SCI论文相关指标代替专业判断，负责任地提供专业评审意见。
“突破点在建立具有公信力的新的评价体系，而建立这一评价体系，关键在于推进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分离，让行政评价退出，实行专业评价。”熊丙奇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也认为，学界之所以长期将论文作为一项重要的评聘标准，核心在于缺乏一套科学相对独立的专业评价体系。
在构建科学评价体系过程中，首先需要与行政权力划清边界，能够单纯以专业视角、学术视角去客观评价，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2013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加快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现代医院制度。
“而只有切实实施这一改革，才能告别学术评价的‘SCI崇拜’。”熊丙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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