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评】已经入魔的SCI指挥棒：自欺欺人误人又误国

　　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社会与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2019年3月4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在两会表示，中国不再会出现2003年的SARS病毒，如今武汉比SARS凶恶多的新冠病毒肺炎爆发，截止2020年2月22日确诊病例数超过非典10倍，不幸离世的人数是非典的6倍多，预计给整个国民经济的损失数以十万亿人民币计。希望这次巨灾不仅仅局限于医疗卫生领域的亡羊补牢，也能够给我们带来全方位去除各个痼疾的机会。

　　作为经济金融战线的“老兵”，我一直撰文指出财经领域的SCI论文作者基本上是被科研奖励指挥棒驱使下的造假者，急需彻底改革，但有关方面一直置若罔闻，如今成本巨大的新冠病毒疫情实验已经揭示线日中央公布的超强力度的重大改革之一“完善执业人员培养、准入、使用、待遇保障、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遥相呼应。

　　SCI指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收录的期刊所刊登的论文，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为SCI的姊妹篇（为便于描述，本文只提SCI），此类期刊为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学术评价和奖惩的高等级刊物，均需用英语写作。原来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交流载体，后来在错误的学术学理导向下向人文社科特别是经济金融学科渗透占领，形成评职称、晋升、加薪、评选各类帽子称号都与SCI论文挂钩的扭曲体制；SCI代表的西方势力通过教育部门的指挥棒操纵了我国的科研管理人才选拔，对我国巨额科研资金强取豪夺。据统计，2016年SCI收录中国学者的英文论文321,266篇，科研经费成本大约为295.56亿元人民币，单中国学者在国外刊物发表文章的版面费, 有专家粗略估计每年达到数十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每年给美英送去一艘航母。

　　1、新冠病毒肆虐的两个多月里，发表了450多篇SCI的高福院士受到巨大质疑，成为黑色笑柄甚至历史罪人。还有一些专家在疫情肆虐时却唯SCI马首是瞻，不救人治病为先却在国外抢发论文，而且论文结论与国内政策指引相反，这些乱象在关键时刻误导政府公共政策，置百姓于危险境地，以至于1月29日，科技部发文称，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科研单位不应该把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环保生物医药领域是SCI论文高产来源，此次疫情导致春节前后北京地区车辆不通厂矿房地产停工，但仍有重度雾霾出现，使得SCI纸上谈兵成为笑柄。

　　2、教育部门的SCI指挥棒导致黑色产业链繁荣，枪手泛滥，国内外知名学者造假层出不穷，与之相呼应的是我国SCI论文的爆发，2019年我国SCI论文数量高达529856篇，仅次于美国的693730篇，是英国的近3倍。由于SCI必须以美英的母语撰写，有一套八股套路，巨额经费和技术数据机密都流向国外，形成了事实上的用国内纳税人金钱养活国外杂志并且免费输出国内社会经济科技秘密的怪相，公然违反《保密法》和《反间谍法》。国内的广大读者要阅读还要翻译回来出口转内销，形式主义造成巨大浪费和不便。这次新冠肺炎的机密首先在国外SCI杂志上发表而身处险境的武汉民众却茫然无知成为小白鼠就是典型悲剧；

　　3、经济金融领域的SCI拜物教更为荒谬。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人类的禀赋、动机、嗜好、关系、预期作为一个整体和千差万别的个体都无法完美建模或简化为方程式。和潮汐、电磁波或叶绿素不同，人有自由意志。男女老少穷人富人各自替自己做选择，没有哪位经济学家能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准确预测出这些选择会是什么。以最为复杂的火箭科学为例，其背后的物理学排除了时光倒流的因果关系，结果不能先于原因。但在经济金融领域往往不是这样。一旦人们预测到未来的事件，结果就开始提前显现，而不仅仅是在事件发生之后。例如2020年初东非蝗灾蔓延到印度巴基斯坦，我国的粮食棉花和农药的期货股价便开始暴涨，而蝗灾并没有飞跃喜马拉雅，已经消失在南亚。似乎因果关系通过变化的预期是可逆的，我们缺乏精确的方法来衡量许多这样的预期及其变化。经济金融学的离散非一致性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有着本质的区别，且不论SCI在自然学科领域评价里面是否有漏洞，比如环境和生化专业的学生做一次实验能发好几篇SCI，因为实验数据总是和别人不一样，10年前就有宁波大学某教师一年发了170多篇SCI，就是因为改改实验数据即可，更为可笑的是经济学金融学论文也以SCI马首是瞻，导致了许多金融学术界吃香教授都是出身于数理化专业，实际上他们对经济特别是股市运行的理解基本是门外汉。哈耶克在1974年诺贝尔奖演说中就指出：“经济学家在指导政策方面没有做得更为成功，同他们总想尽可能严格地效仿成就辉煌的自然科学(physical sciences)这种嗜好大有关系——在我们这个领域，这样的企图有可能导致全盘失误；

　　4、许多财经院校的把SCI论文作为重奖指标，已经成为笑话。即使财经院校的主业是社会科学、经济金融、公共政策，但为了迎合教育部门的考评指标，都制定了向SCI倾斜的科研管理政策和人才帽子奖励政策，认为文章发表在SCI刊物上就是一流的工作。但是真正突破性的成果往往很难在SCI上发表。这是因为一流的工作必然推翻定论，会不受人待见或理解，同行评审会提出负面却过时的意见，迎合时代风向的文章比较容易被接受，否则的话，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才能获得认可。日本的学者获得许多诺贝尔奖，但在顶级SCI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却不多。而在金融领域，如果有科学主义的归纳法可以概括出赢取超额利润的一般方法，那么证券市场将不复存在，实际上，基于实践经验的投资艺术和悟性非常重要，所以我一直认为股票期货操作领域的SCI都是自欺欺人或者故意骗取奖励的欺诈行为。据Clarivate Analytics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公布的2020年最新数据显示，南方某财经大学“工程学”学科首次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成为全国新进入ESI前1%行列的9所高校之一，我觉得该大学可以改名为工程大学了，要知道ESI本身就设有经济与商业以及社会科学总论两个学科的，这说明SCI助长了经济金融学科挂羊头卖狗肉的歪风，也说明我国在SCI上走火入魔之深，改革势在必行！

　　1、借新冠病毒危机的SCI乱象倒逼破除SCI 的主导地位。高福院士为首的SCI大户在疫情前后纸上谈兵、吃里扒外、媚外争功的丑行昭然若揭，有人可能认为国家还没有给出定论，你凭什么这么说，但武汉、湖北乃至全国全世界几十亿人类遭受的死伤、惊恐和痛苦已经可以自动宣判，巨额的经济损失已经不值一提了。SCI量化便于科研管理，躺在外国人设计的指标体系即可用小学数学方法评估高级知识分子的劳动成果，荒谬至极，科研管理以及专家学者搞科研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是为了形式主义、庸政懒政、荣华富贵、功名利禄呢？

　　2、从经济金融领域率先破除SCI重奖政策。自然科学面对的是单一目标、可测量的常量，而经济学则要解决数以十亿人之间相互冲突欲望的权衡，几乎没有什么可测的常量。经济学面对的是比数理化复杂得多的开放系统，充满了混沌。这时候拿物理学解方程的思路看问题，难免陷入刻舟求剑的迷思。对于自然科学领域的SCI其实已有专家抨击过，我作为二十多年金融研究人员，尤其感觉经济金融领域的SCI支配地位必须推到重来。财经领域的SCI已经使中国学者陷入八股文思路，钻牛角尖，用拗口的所谓学术语言描述一个浅显的道理，不通过务实的逻辑思维去解决纷繁复杂的中国现实经济金融社会问题。就以中国股市为例，有多少财经院校的SCI大户能够把中国股市问题讲透，或者能够通过财富效应明显的中国股市运用他们的数理化模型为自己创造财富而不是蝇营狗苟地去骗取论文奖励。美国的西蒙斯通过雇佣许多数学计算机人才建模为他们的大奖章基金赚了亿万财富，但他们绝对不会把这些机密写论文发表来公告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理的，所以财经SCI 论文即使在1区收录也是自欺欺人的把戏；

　　3、废除财经SCI评价功能，释放经济金融学者的生产力，铲除南郭先生滥竽充数的土壤。以西方主导的SCI为核心的论文挂帅，初期有促进作用，但三十年的发展结果使我国的科研评价奖励标准逐渐脱离“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方向，扼杀了创新创造，导致我国经济领域的话语权被西方思维垄断甚至带入歧途。习惯于SCI的财经学者由于发现工程学包装的论文好发表，处于精致的利己主义倾向，沉迷于量产垃圾论文，东北某大学有一对教授夫妻，平均一天就发表一篇SCI收录论文。2017年著名出版商斯普林格决定撤回107篇同行评议造假的论文，这些论文全部来自中国学者，而买卖SCI论文的小广告也充斥着校园。2016年汤森路透公司将旗下包括SCI数据库在内的知识产权和科学信息业务，高价抛售给一家与科研毫无关系的投资公司后，美国微生物协会立即与这项“扭曲了科学”的指标说拜拜，而研究中国经济金融问题的点子为何要用大部分中国人看不懂的英语在外国人的平台上花钱发表再回国骗取纳税人的奖励？如果他们把机密数据库和真知灼见发到外国，就是间谍，如果他们把垃圾文章发到国外而在国内骗取奖励名号，那就是十足的骗子。这些自相矛盾的SCI大跃进也被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外国人看不起，他们把SCI称为愚蠢的中国点子（Stupid Chinese Idea），被SCI瞎指挥的中国经济学者毫无尊严可言。只有不懂专业外语的才会膜拜外语论文并把其衍生出来的形式主义作为卡人的手段，很多人专业都不懂，在加上外语包装，更加高深莫测，所谓同行评议也就成为小圈子里面的政治了，为啥生物医药环保领域的SCI最好发，数量多，就是因为这些外文论文让外国非专业的知识分子看也看不懂的，画人难画鬼容易就是这个道理；

　　4、运用科技手段多维度客观评价我国经济金融科研成果。经济金融领域的成果其实是要在平时的调研数据积累下做出基础性或者应用型的成果，成果的好坏检验标准是其有用性，所以应该在更广泛的平台发布检验，现在自媒体平台发展得很充分，也有公众号、头条等半开放式的专业平台，完全可以设计一套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为技术支持的评价体系，既可防止形成小圈子，也可以在更大范围得到评价和引用。而SCI的核心本来就是引用率，只是后来异化为一个封闭的小圈子了。区块链学术评价平台可以防止剽窃造假，也有助于成果的尽快进入实践，促进前沿成果的创新创造，而不是亦步亦趋固步自封。比如金融学者应该关心股票市场，而不是没有逻辑的用各种数学统计方法去做一些不切实际的花架子模型运算，提出一些自己都不敢用的策略；

　　5、试行三年五年不对经济金融SCI考评奖励。新冠疫情让整个中国停摆月余，成为各方面的试金石，如果SCI奖励在经济金融领域停摆，看看还有谁继续大量发表相关论文，就可以甄别SCI是否刚需，之前不可思议的实验，现在都可以一试。

　　这次新冠病毒疫情表面上是医疗卫生事件，其实属于公共政策管理的范畴。2015年的股灾十余次千股跌停，对我国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打击，经济金融政策的实施涉及百年国运，决不能被SCI卡住脖子，浪费大量人力物力智力精力做无用功，取缔SCI在经济金融领域的评价功能利在当代功在千秋，体制性痼疾在疫情的冲击下将会薄如蝉翼。

　　本文作者为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博导，致公党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益智，感谢益智教授的大力支持！

　　小编很早就注意到益智教授对于财经领域的SCI现象的抨击，在收到他的《建议借新冠病毒危机改革SCI在经济金融学科领域的奖励政策》文章时，不知是否巧合，媒体刊发了《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发文：取消直接依据SCI论文相关指标对个人和院系的奖励》的报道。

　　国家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危机时刻却突然出台对SCI指挥棒的否定，说明已经认识到科研管理体制的痼疾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危害极大，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个中缘由益智教授分析得很透彻。但是，他很谨慎，说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SCI已经乱象纷呈，但作为金融学教授，只敢建议否定SCI在经济金融领域的指挥权。既然指挥棒的方向改变了，剩下的就是基层单位的尽快切实落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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