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学学科挽救中国传统文化“失语症”

 

作为继续讨论的起点，杨国荣对国学及国学学科的关系进行了厘清。“对国学的内涵现在有不同的理解，就最宽泛的意义看，它首先与近代知识系统出现以前的思想、学术、观念以及相应的表达方式相联系，并以经史子集为其主要载体。”杨国荣说，“与之相应，国学具有二重性：就其形成于近代知识分化之前而言，它似乎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而就其涉及相关的领域、包含独特的知识内容、需要专门的训练而言，又具有学科性。”

 

对于国学的“学科化”，杨国荣持辩证态度，他说，学科化意味“分门别类”化，从学科的角度去理解、定位国学，相应地意味着以这种方式去规定国学，如仅以此为进路，或许会导致国学失去其本来形态；但另一方面，国学所具有的学科性，也为人们以学科方式对其加以理解提供了前提。“总之，我们既不宜从单一的学科角度去理解国学，也不能将国学完全排除在学科之外。”

 

杨国荣表示，因为世界本身既具有相对确定、区分的方面，又是相互关联的，后者决定了单纯从一个学科去了解、认识世界，往往难以窥其全貌。认识真实的世界本身需要学科之间的沟通、交融，这种要求从一个方面显现了学科之间划界的相对性，并展示了学科联系的价值和意义。

 

与国学有相近关系的是异域汉学的研究，后者也为我们提供了反观自身的镜鉴。杨国荣说，一方面，汉学家所研究的似乎不是现代人文或社会科学分类系统中的某一学科，而是“汉学”或“中国学”，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折射了国学不同于具体学科的特点；另一方面，汉学家又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学科训练，除了掌握汉语之外，他们往往又以相关的学科，如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等等为背景，去从事不同角度的研究，尽管汉学家常常试图体现跨学科的特点，但其研究的成果总是有不同的学科侧重。在这些方面，中国近代的国学或国故学，与国际汉学具有某种相通之处。

 

 

【校长论点回顾】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在文明多样化的世界格局中，我们的文化可以和西方的文化相得益彰，取长补短，共荣共存。我们从来没有说西方的东西不需要学习。西方的东西不但要学，还要好好地学，认真地学。只有在学习与比较当中，我们才能更好地前进。——纪宝成

 

当历史成为世界史，且在全球化趋势日渐加深的时代背景下肇建国学学科，是该固守本土学术立场，还是该在“世界”背景下拓新学科视角和研究范式?文化的保守与激进这两种价值取向，如何在国学学科的动态发展中达到平衡?我们又能从前人的国学实践中继承些什么？

 

在杨国荣看来，对于国学学科，除了从中国文化的维度进行观察和定位外，还可以有更广的视域。他说，我们应超越地域性的、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看待这个世界本身。从以往的历史衍化来看，中、西文化在存在境域以及文化传统上都有自身的限定，这种不同的文化空间、历史背景往往在相关的思想和观念中留下自身的特定印记。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前，人们拥有不同的世界，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后，人们则开始走向同一个世界，后者也要求我们在世界的视域之下，展开对世界的思考和理解。与此同时，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内在价值及其自我更新发展的权利，同样应当予以承认。未来文化、学术的发展，应当在以上二个方面的互动中展开。

 

讨论国学总无法绕开近现代的国学实践和那些国学大师，于今的国学发展和国学学科建设也能从中获得诸多启示。晁福林说，从王国维到郭沫若，他们对古典文化非常熟悉，但仅凭于此并不能成为国学大师。他们所处的时代由于清代乾嘉之学的影响一直存在，所以国学底子深厚的还大有人在，但他们为何没有超越王国维等人?这是因为王国维等人吸取了西学的许多精华，从新的视角、新的观念来分析中国固有的材料，比如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郭沫若在分析中国古代社会中采取新的观念，这是他们那个时代及其以前很多国学底蕴深厚的学问家所没有做到的。简而言之，这些国学大师的出现是国学和西学相结合的结果。同样，现在的国学发展和国学学科建设仍然需要国学和西学的结合。

 

 

【校长论点回顾】文史哲是西方的学科框架，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完全搬到中国来并不完全合适，中国的传统学术不能完全装进去，削足适履之弊早已屡见不鲜。……比如说《史记》，说它是史学著作，当然是可以的，说它是经济学著作、政治学著作、社会学著作也是可以的。只靠文史哲的专家学者分科研究《史记》的话，宝贵的资源会被浪费掉许多。——纪宝成

 

国学学科的进入，将为目前“分疆而治”的人文学科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和融汇的契机。但是也会碰到另一面的问题：国学学科建立后与血缘相亲的文史哲学科各自的边界该如何厘定?如何辩证看待国学学科的“博通”和文史哲学科的“专深”，进而使它们各归其位、各展所长?

 

杨国荣认为，国学与近代以后形成的学科之间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泾渭分明，其实，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中早已蕴含文史哲等现代学科的基因。杨国荣举例说，以文献而言——早期的《诗经》中有涉及不同学科的具体内容，然而，从它的主要的归属来看，我们还是可以更多地将其理解为文学作品；至于《庄子》，它具有诗化的特点，并相应地包含文学的内容，但在思想史中，我们一般仍首先将其视为道家一系的哲学文献。以历史人物而言——屈原有深刻的哲学意识，但从文化史上看，他更多地被看作是文学家；其他人物如司马迁、司马光等，他们都各有自己的一套哲学观念，但又有历史学方面的成就，不过，从总的方面来看，我们仍将其视为历史学家。“这里，似乎可以对形式意义上的学科与实质意义上的学科作一区分：在形式的层面，中国古代固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现代学科分类，但在实质的层面，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不同的学科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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