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有土洋之分。八股文原是中国古代一种刻板的应试文章模式，后来引申为死守古老教条的文风和作风；而如果唯洋人之马首是瞻，死守着某种外国教条，则相应地称为洋八股。
文学评论和理论研究里把脱离对象文本的实际，嵌入论者本人之私见的思路和文路称为“过度诠释”。这里说的“度”就是原来文本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度，而硬往里加进自己的“独特见解”或曰私货这种办法，人们也见得多了，往往见怪不怪，甚至信以为真。
本土资格甚老的过度诠释指不胜屈。即如《诗经》，其《国风》部分多有情歌，上古歌谣里大唱其爱情原是很普通的事情，但到了礼教森严的时代，心胸狭隘感情硬化的学究即经学家们吃不消那里面的热情，就说这里大有深意，讲的其实是后妃之德，或别的什么崇高德行。这样的过度诠释之风横行甚久，一直要等朱熹的《诗集传》出来以后才稍稍打破，又过了很久到“五四”以后才彻底倒台。
以某种“微言大义”来解释文学作品的作风一向流行，要推倒重来，非常不易，有时不单是积重难返，简直是积非成是。例如用“忠愤”来解释陶渊明的《述酒》诗和他的另外一些作品，以至于其全人，一路搞的全是扩大化，而信奉者甚多，以至于至今仍方兴未艾。
小说方面，情形亦复丰富多彩。单是一部《红楼梦》就看得人目迷五色，无所适从。鲁迅曾指出，在这里“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他的这番话是上世纪二十年代说的，“革命家”指的是清末民初的人物；而后来的各路新见解亦复层出不穷。《水浒传》怎么看也是纷纭得很。
洋派的过度诠释现在随处可见，运用各种西方理论于所分析的文本，这样的论文专著数量极大，简直无法统计。
海外汉学家的论著里有些洋派的过度诠释，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例如在研究儒学的西方汉学家中，安乐哲先生要算是一等高人，他用过程哲学、角色伦理等理论来阐释儒家经典，确有精义，但事情又正如梁涛先生所说，“安乐哲教授在解读中国古代哲学时尽量将其经验化，甚至将孟子的性也看作是后天经验的塑造，未免矫枉过正，我们在访谈中就有过讨论。其实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一切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哲学的尝试，都会出现这种过度诠释的问题，值得研究者的反省和思考。”（《西儒安乐哲先生》，《中华读书报》2018年4月18日第15版）这种情形普遍存在，西方汉学往往“可爱而不可信”原因在此，其“可爱”在令人耳目一新，获得某种启发，而其“不可信”则因为在那些新鲜背后所隐藏的西方理论本身的弱点，而用来解释中国的古典文本时更容易凿枘不合。
面对太多的过度诠释怎么办呢？出路无非是两条：一是我们自己尽量虚心克己，实事求是，努力防止出现偏颇；二是静观研究对象在各路过度诠释之激流的冲刷下，逐步显露其本来面目，我们得以后发制人，争取比较容易地抵达对象之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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