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世界：毛泽东著作的海外传播

　　1949年12月，刘少奇给法共原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夫人赠送了一套东北书店版《毛泽东选集》。他在随书信函中写道：“送给你这本毛泽东同志的选集。这是非卖品，是以前地方党委为党内干部阅读而印刷的。现在中共中央正准备出版另一种毛泽东选集，内容比这要多，但毛(泽东)同志要自己校阅一遍，所以现在还不能出版。又，这本选集已在莫斯科译成俄文，亦因毛同志尚未校阅，故亦尚未付印，大概还须要几个月或半年时间，毛同志才能校阅完毕，那时，中文及俄文的毛泽东选集即可出版，并可在市场出卖。我送你这本选集，只是作为你及法共中央同志研究中国问题之用。特此附注。”

　　刘少奇给外国友人赠送《毛泽东选集》，仅仅是毛泽东著作对外传播的冰山一角。近90年来，毛泽东著作的国际传播大致经历了萌芽、发展、高潮、缓和不同阶段，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毛泽东著作海外传播的历程延续至今，生动反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果为世界所广泛接受、认同的历史脉动。

　　早在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已用俄文发表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一文。同年6月，《共产国际》(英文版)在转发该文时，加了如下编者按：“在迄今为止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最清晰。”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布哈林称赞这篇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字字精炼，耐人寻味”。《共产国际》此后陆续刊发了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等文章，并在报道中称毛泽东为“中国劳苦大众的领导者”。1934年，共产国际翻译出版了第一本俄语版“毛泽东文集”，书名题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内容包括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及其他若干文章。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与季米特洛夫等人并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杰出的领导人。《真理报》等随之相继发表有关毛泽东的专文，称他为中国人民的领袖，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深入陕甘宁边区，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其系列报道后结集为《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在伦敦出版的前几周即连续再版七次，销售10万册以上。该书还首次向西方披露了毛泽东著名的诗作《长征》，斯诺所摄毛泽东头戴红五星八角军帽的侧脸半身像堪称经典，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真实面貌，由此得以更全面、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后被摘编为《毛泽东自传》一书。1939年11月，苏联国家政治读物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传》，其主要内容即取材自斯诺所著《毛泽东自传》，只是未署作者名，仅声称“以一位美国记者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为基础”，同时配上了前言和附录，附录中收载有《毛泽东答新华日报记者问》等文。该书还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按惯例，这是一种特殊标志和荣誉，通常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传记和著作上使用。

　　除国外主动翻译介绍之外，中国共产党向来也重视对外传播毛泽东著作。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已着手组织翻译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著作，由周恩来领导，王炳南具体负责。翻译家许孟雄等人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译成英文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1945年，董必武以中共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在董必武主持下，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他交给已加入美国共产党的徐永煐一批毛泽东著作，让美共中国局组织翻译审订。重庆谈判期间，延安印出的第一本外文书—英文版《论联合政府》，被散发到媒体记者等中外人士手中。受当时物质条件等限制，该书为手工检字、半透明的粉连纸印刷。

　　新中国成立后，有组织的大规模对外出版发行毛泽东著作条件相对成熟。1949年12月，中国国际书店(即今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组建，明确提出中国要输出自己的出版物，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介绍到外国去，特别要介绍给东西方被压迫民族。不久，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著作单行本，第一本为《论人民民主专政》，包括英、法、德、印度尼西亚、阿拉伯文不同语种版。英、俄文版《实践论》，英文版《矛盾论》随之出版。这三本书先后再版了13次，印数近百万册。

　　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一方面，斯大林特派苏联理论家尤金前往中国协助《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审稿相关事宜，另一方面，毛泽东俄文翻译师哲(后任中共中央编译局第一任局长)被委任与苏联驻华使馆翻译费德林等合作，着手翻译毛泽东著作。《矛盾论》《实践论》等俄文译稿先后定稿，斯大林阅后特别批示：在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1952年、1953年，莫斯科外文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俄译本改为四册发行。

　　与此同时，中宣部《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承担着一至三卷的英译工作，英译委员会由徐永煐等负责，参与者如金岳霖、王佐良、章汉夫等，均是一时之选，许多翻译家在不同时期参与了不同卷次的工作。英译过程中，钱钟书曾指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原稿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腹中的表述有误，应为铁扇公主的腹中，从而修订了原稿中的笔误。另有一次，金岳霖为《毛泽东选集》中“吃一堑，长一智”这一习语的翻译纠结，于是向钱钟书咨询，后者脱口而出：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一时也传为佳话。

　　《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翻译工作历时三年，于1953年与中文版编辑工作同步完成。外文出版社为此起草了《对于〈毛泽东选集〉英语本出版的初步意见》上报中宣部。当年5月，中国国际书店与英国共产党领导的劳伦斯出版公司双方代表签署协议，由劳伦斯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英文版，所有权三年，合同有效期满后仍归中方，英方交付中方的版权税，按销售册数的每本零售价10%计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委托翻译出版的书籍。参照俄文内容版式，英文版《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同样分为4册出版。

　　1954年三四月间，英共总书记波立特连续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拟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第一节、第二节删去，其理由为这些内容主张采取武装革命，不符合英共“走向社会主义之路”的纲领，英国的法律禁止一切公开出版物出现推翻政府的言论，如不删除上述原文，也可能不利于在美国等地出版发行。中共中宣部相关负责人请示刘少奇后，起草了复函，认可波立特的意见。但这一回函受到毛泽东批评，“陆定一同志：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意英国党的错误提议—应当注意”。毛泽东还指出波立特“提问不妥”，我方同意对方意见“回答不妥”，并“退王稼祥同志照办”。由王稼祥任部长的中央对外联络部随即重新替中央起草了复信，明确表示不能把《战争和战略问题》头两节删去，“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需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泽东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至于《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发行的困难问题，可以采取下列办法解决：出版能在美国发行的选集，某些文章或演说如被美国反动法律禁止出版时，可不包括在选集内，但是《毛泽东选集》美国版的目录事先应当征得作者的同意”。这封复信经毛泽东审阅后于8月23日发出。

　　出人意料的是，英共方面在未经过中方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删除了《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第一节、第二节内容后出版了第一版英译本《毛泽东选集》，起印1.2万册。事后，虽经中方抗议、要求恢复被删除的内容，对方并未采取切实行动。及至合同期满，中方不再授权劳伦斯出版公司翻译第二版《毛泽东选集》英译本。

　　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文版出版。《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书稿都经毛泽东亲自选定篇目、修订内容或审定注解，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周恩来曾指示，要集中力量把英、法、西、俄、日等5种外文版出好。其出版、印刷和发行，由外文出版社和中国国际书店分别进行。1962年，《关于改进外文书刊对外发行工作的报告》进一步把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确定为基本政策：通过发行书刊向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出口总方针是配合国际革命运动的发展，经常地、系统地、千方百计地而又稳步地向全世界特别是亚非拉地区发行我国书刊，首先是外文书刊，以毛泽东著作以及其他政治性书刊为主。此后十多年，毛泽东著作在外文出版物中所占比例长期过半。“文革”期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向来宾赠送的国礼主要便是英文版精装《毛泽东选集》一套。

　　20世纪60年代初，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鼓吹“天才论”“巅峰论”等言论来称颂毛泽东及其著作，宣称“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为配合宣传“个人崇拜”等需要，受林彪指示，《解放军报》率先在报眼位置选登“毛主席语录”。按照林彪的要求，对于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学习毛泽东思想，一定要立竿见影，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之“矢”，来射部队实际之“的”。

　　1964年5月，《解放军报》编辑部将该报刊载过的毛泽东语录结集，加以补充编排，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名义选编出版了《毛主席语录》，林彪专门为图书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该版本最初虽在军队内部发行，却迅速掀起“语录”热潮。一年后，修订后的《毛主席语录》公开发行第二版，因大多采用大红色塑料封皮，“红宝书”之名不胫而走。“手不离语录，口不离语录”成为社会风潮。

　　毛泽东本人对《毛主席语录》的出版曾表示欢迎。1965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蚌埠同安徽省委同志谈话时，找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给大家看，说，这个本子不错。这本书共有23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5000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马恩列斯文章太长，我主张写短文章。当安徽的同志表示群众很欢迎这本书，最好一个生产队发一本时，毛泽东说，好嘛，向中央办公厅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提。

　　《毛主席语录》此后不断推出新修订的版本。“文革”时期，印制《毛主席语录》等领袖著作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其外文版同时向海外发行。1966年10月，经中宣部批准，以第三版《毛主席语录》为蓝本，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俄文版《毛主席语录》，这是第一个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据不完全统计，至1967年5月，仅8个月时间，中国国际书店已向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俄、英、日等14种文字的《毛主席语录》。有数据显示，截至“文革”结束，总政版《毛主席语录》共出版汉文版4种，少数民族文字版8种，盲文版1种，外文版(37种文字)以及若干汉英对照版，总印数达10.55多亿册。为此，《毛主席语录》有“东方《圣经》”之称。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其中写道：“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毛主席语录》本，断章取义，割裂毛泽东思想，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自即日起，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文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

　　除《毛泽东语录》《毛主席语录》外，《毛泽东诗词》《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著作选读》以及各种单行本在毛泽东著作对外传播中同样占有相当比重。如1976年，为迎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再度访华，外文出版社特别赶制了《毛泽东诗词》精装豪华本以备相赠，该版本外加织锦函套，正文为中英文对照。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20多年间，中国国际书店向世界各地发行外文版毛泽东著作达3000多万册，这是中国图书对外发行史上发行量最大、发行地区最广的图书系列。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毛泽东著作为代表的各种时政类外文版图书一直呈下降趋势，1981年至1988年，这类图书的发行量几乎为零。

　　不难看出，毛泽东著作海外发行量的消长，与国内局势变化密切相关，可谓时代政治的晴雨表。如“文革”期间，不少红卫兵组织搜集了毛泽东早年发表于报刊的文章，与毛泽东的内部讲话、文稿、批示、批语等一道，编印成《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论著集(俗称“万岁本”)。“万岁本”不少篇目未曾刊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主席语录》等公开出版物，问世后往往风靡一时，争相翻印。由于“万岁本”为非正式出版物，许多内容还涉及毛泽东内部讲话等，存在泄密隐患，出版不久便受到了查禁。但“万岁本”颇受海外学者、科研机构青睐，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相关文本，以致成为海外编著毛泽东作品集的主要取材来源之一：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出版的《毛泽东全集》(英文版)，均是其中代表性作品。

　　此外，国际政治变迁的大背景也影响着毛泽东著作的传播效果。各国民族解放独立运动或社会变革勃发之时，毛泽东著作往往热销，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对外思想传播满足了各国人民的实际斗争和精神需求，诸多世界名流、政要还成了“毛主义”的“国际粉丝”。南非首位黑人总统曼德拉早年因领导反种族隔离运动被当局定罪入狱，在狱中，他研读过《毛泽东选集》，不时比较南非及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和中国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已故领导人阿拉法特曾自称是不怕帝国主义的巴勒斯坦的“愚公”；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韦斯多次公开表示一生都崇拜毛泽东，牢记“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卡斯特罗、格瓦拉早年从毛泽东著作中受到启发，在古巴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最终赢得了古巴独立；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也曾坦言其文学作品中的乌托邦想象，源自于毛泽东的根据地革命

　　“文革”结束后，“革命理想”和英雄主义狂热开始回归理性。随着“邓小平时代”的到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潮逐步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所取代，在出版领域，中国国际书店等对外传播机构也调整政策，从“政治宣传、推动世界革命”向“以销售为主，一般实行薄利多销”，文化政治转变为文化产业。然而，毛泽东著作的海外传播，可谓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外思想传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的思想在沉寂上百年之后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在全球产生了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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