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是最早以个案研究的方法探讨中古时期世族的著作之一，也是闻名学界的家族研究著作，该书初版于1978年，2009年出了修订版。此书最早由周一良先生撰写书评，渐为中国学界所知，并很快引进其主要研究方法，涌现了众多以社会学个案研究为方法的中古世族社会史的研究成果。长久以来此书未能翻译出版，故很多研究者、学习者都未能得窥全豹，只能以周一良先生的书评所示为指导。我们现在看到的范兆飞译本，翻译的即是2009年修订版。
周一良先生《〈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介》一文刊发于《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后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对伊氏该书作了扼要而全面的介绍，并加以精辟评论。评介中提到全书重点在第四、第五章论述北朝及唐代的崔氏部分，并对其作了重点评介，第三章汉代的崔氏也稍有涉及。实际上本书的第一章序言、第二章概述贵族家庭的历史发展亦颇可参考，周氏对本书第三章的评介也似有可商榷之处。今略论一二。
伊沛霞教授此书以社会学个案研究之方法研究历史学，已广为学界所知。第一章序言开端作者即说到中华帝国社会分层（socialstratification）的重大变化与分期问题。众所周知，日本学界对中国史的分期有较深入的研究，中国的中世说、唐宋变革论皆其成果。伊氏则从社会分层理论出发（见其第一章后注释1），提出历史时期的中华帝国从汉到唐为第一期（汉之前如何，则置之未论），宋到清为第二阶段。本书的题目即由此而来：汉到唐即所谓的“早期中华帝国”，其不同于第二阶段的特征是社会分层上有一个特定的上层阶级。本书既然以此社会学理论为依据，则其研究对象与方法就已确定：贵族家庭与该家庭如何具备占有社会地位、财富和担任官职之机会等使其跻身上层阶级的条件。
从作者对贵族家庭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中即可看出其个案研究之缘起。对于贵族家庭的基本特征的研究是当时学界所缺乏的，即便是现在，何尝已经穷尽而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呢？贵族家庭作为上层阶级的主体，对其特征的认识关系到对整个“第一阶段”（我们只理解为汉到唐，姑且不计其分期）数百年的历史认识。现今学界趋于向中、微观发展，但这类宏观问题却是每个研究者必备的认识，必有的研究。伊氏此书之作缘起可堪思索。第二章贵族家庭的历史发展，周先生亦未展开评介，我们或许能从中看清楚伊氏如何看待整个汉唐之间的贵族政治，或云士族政治。
第三章汉代的崔氏，周一良先生提出作者推论汉代崔氏是亲近农民的观点不成立。伊氏说崔氏居于本土，安贫守德，根据是崔寔作《四民月令》，说明崔氏应该是接近农民的；周一良先生认为崔氏虽非朱家、郭家豪强之流，亦非外戚如梁、邓，但崔寔既作《四民月令》，一定是占田颇广、奴役人口必众，遂不得云接近农民。不管如何，崔氏是庄园主无疑。但地主是否不能接近农民呢？撇开二元对立论，从“乡村共同体”等理论看，汉代的崔氏或许有可能扮演着整合乡里、维持礼教的角色，通晓农事也是无可置疑的——《四民月令》并非后世不知马为何物的士族可以写成的。
伊氏此书多次提到“地方基础”这个词。作为贵族家庭，崔氏无论是在汉代还是在北朝，对其地方基础都是极其注重的，事实上也因此而获得长久不衰。崔氏注重地方基础与积极追求朝廷任职之矛盾，以及如何应对这个矛盾，在本书各章俱有论述。北朝的崔氏，追求政治影响力，伊氏其实认为“与其说是政治性的，毋宁说是官僚性的”（本书页81），按本书内在逻辑，这或许正是崔氏对上述矛盾不得不作出的选择所致。是以伊氏以为北朝士族并无南朝那样的高下之分，清河崔高于博陵崔也不可信。周一良先生认为“事实与作者这一看法相反”（《〈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介》，《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页521）。周先生所举史料是《魏书》卷二一《高阳王雍传》：“元妃卢氏薨后，更纳博陵崔显妹，甚有色宠，欲以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号东崔，地寒望劣，难之，久乃听许。”又引《北齐书》“博崔赵李，何事者哉”的著名评论，以说明“看来当时北朝社会有一种不成文的看法，把清河崔置于博陵崔之上，以为前者社会地位高于后者”。周一良先生所论显然可以成立，但我们或许应该区分一下士族高下的政治划分与社会划分。从社会划分来说，博陵崔应该是低于清河崔的；但从政治划分来说，我们不能确定北朝有像南朝那样的明确规定士族高下分等。是故伊氏所论，仍有其合理性。
范兆飞在译此书时，但凡有以意译史料者，悉为核查而俱出原文，可见是花了工夫的，还纠正了伊氏几处错误，补充了一些史料。周一良先生评介曾就伊沛霞翻译“门阀”等术语有所讨论，从英文译中文似乎无此问题，但实际上仍需仔细探讨而后定，此非熟稔于史者不能译。总之，这本迟来的好译著应该仍会带给学人惊喜与启发。
（《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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