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命有多重，病人的命就有多重

时间：2009-07-31 来源：健康报作者：张昊华整理

　　凌锋：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首都医科大学神经外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脑血管病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脑血管病研究所所长。兼任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脑血管病中心主任、广东省中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主任，最近出任在建的中国神经科学研究所执行所长。我国首位女神经外科、神经病理学博士，也是我国第一位介入神经放射学医生。

　　●我觉得治病就是治病。它跟你的名、利，跟治病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联。你要考虑的就是病人，你全心用到病人身上就行了。

　　●法律是冰凉的，可人是有感情、有道德的。当你有知识、有科学、有判断时，你还必须对病人有感情。

　　●在我们科里，我要求如果病人出现瞳孔散大，医护人员一律要小跑着去抢救。你连小跑的姿势都没有，你尽力了吗？要想尽力就必须分秒必争。

　　●我并不认为医患关系紧张就能够动摇我们毕生的追求。既然是矢志不渝追求的东西，哪能为了这么一点事就改变呢？

　　●我对医学的进取心很多是源于我的病人，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和理解在不断激励我。

　　编者按：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选择多元化的时代，如何做一名好医生，如何在逆境中权衡利弊、坚守自己的职业信仰？曾因成功救治刘海若而声名远播的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专家凌锋教授，在不久前于北京大学医学部举办的教育部高等学校医学人文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上，结合自己30多年行医的体会和感悟，就学员们关心的医学人文话题与大家进行了真诚的交流。

　　凌锋：关于人文教育问题，其实我也不十分懂，因此准确地说，我在这里是一个受审者，或是一个被问者。大家有什么想问的，或者是希望和我讨论的，我会坦诚地与大家交流。

　　

　　问：救治刘海若应该是您扬名海内外的重要事件，当时您怎么就敢把刘海若带回来呢？要是没带回来，您心里会怎么想？带回来之后情况又是怎样？

　　凌锋：关于刘海若的治疗过程，很多媒体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如果就问我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把她带回来，我觉得很简单，就是想治病、要救人。因为她需要我去救，我们就担负着这个职责，自然要去做。

　　很多人也都在问，你当时有把握吗？我说没把握；你当时就一定知道她能行吗，我说我也不清楚。但是如果以后没治好，肯定会有人说当初我吹牛，有可能身败名裂，把自己弄得很窘。可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我只想到一点，就是我应该尽力。不管怎样，病人需要救，我就要尽全力去救。能不能救好，那不是我能说了算的。

　　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也是肉体凡胎。我们只能用所有的智慧、知识、能力，用心去做事，但不见得都能做好。医生治病，有成功也有失败；有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也有走麦城的悲哀。但是，不能因为走过麦城，你一辈子就是灰色的；也不能说过五关斩六将了，你一辈子就辉煌得不得了。我感觉自己尽力了，我就非常踏实，至于外界怎么说，那不是我的事。我既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我之前都不认识刘海若，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和她联系起来。

　　带回刘海若，这是病人的召唤，很大程度上也是祖国的召唤。驻外使馆给我打电话，要求我去进行一个医疗鉴定，而且在一夜之间办完所有的外交手续，我能说不去吗？去之前我根本没有想到后来会有这么多事情。当时只是要求我去做一个脑死亡鉴定，我就要我的研究生上网搜集各国关于脑死亡的鉴定标准，在飞机上看了一路。

　　但是走以前，我给张建院长打电话说了我的想法。我说这次去做脑死亡鉴定，可能会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病人确实脑死亡了，那肯定就得放弃。第二种情况，病人可能不是脑死亡，要是对方愿意救，那倒也罢了。最怕的是第三种，她不是脑死亡，对方也不救，那怎么办？院长问我的意见，我说如果真是最后那种情况，我只有往回拉。于是院长让我来决定，如果我认为可以拉回来，那就拉回来，医院会全力以赴地支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文，是一种责任吧。实际上，当时我们都没想到什么麻烦、赔钱之类的，就想着一句话，如果这个病人需要救，咱就往家拉，就得想方设法地去救。

　　实际上，不管做什么，我觉得治病就是治病。它跟你的名、利，跟治病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联。你要考虑的就是病人，你全心用到病人身上就行了。

　　

　　问：在临床上遇到病情很重的病人时，如果病人家属签字同意放弃治疗，医院一般会尊重家属的意见。但最近我听卫生法学的专家说，如果病人在没有解除医疗合同的情况下真的死在医院，一旦闹上法庭，他的家属和医院都要成为被告。这时，医生就处于法理难容的尴尬境地。您和您的团队在工作中遇到这样的问题会怎么解决呢？

　　凌锋：这种情况确实经常碰到，尤其我们神经外科，天天跟生死打交道。有一些病人，我们从医学的角度认为确实治不好了，而且病人家里也无能为力了。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家里人提出让他“走”，那我们就会让他“走”，谁都不是神仙，不能包治百病。但是我也遇到过一些情况，家属提出来不救了，可我们认为还有救，我们就会努力说服。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我曾经接治过一个9岁的小孩，他长了一个巨大的动脉瘤。只能做手术把他的供血动脉全部关闭，慢慢形成血栓，然后用抗凝的办法，用侧循环来保障脑干供血。可是因为孩子太小了，抗凝稍微多一点，他就会流鼻血、尿血，胃管里也全是血；但要是把抗凝稍减一点，又会表现出脑干的缺血症状。这么小的孩子全身都插着管子，看起来很可怜。

　　我们当时完全是守在他的床边，一看引流的地方出血了，马上把药量调小；一看叫不醒了，马上又把药量加大一点，甚至没有办法给护士下一个完整的医嘱。我们在监护室里抢救了7天7夜，小孩的父母就在门口蹲了7天7夜，简直是心力交瘁。这时他们跟我说：“凌主任，虽然你们天天在抢救，已经尽力了，可我们觉得没什么希望了，也快熬不住了，孩子也受罪，我们要求放弃吧。”但是我知道抗凝如果能坚持过两周，还是有希望救活的。而且病人对我的任何一项操作都有反应，我认为这是让医生做决定最重要的一点依据。当你做什么病人都没反应了，你就无计可施了。如果病人有反应，那就还应该有救。

　　于是我告诉家长，孩子还没有到放弃的地步，如果再撑一个星期还不行的话，再说放弃。孩子的爸爸是做生意的，不是因为没钱撑不下去，就是觉得孩子太受罪了。最后他们同意跟我一起再坚持一周。医生都不愿意放弃，父母又怎么舍得放弃自己的孩子呢？因此，我们又顽强地坚持了一个星期。大概过了两周，孩子真就慢慢好起来了。一个月以后，孩子完全好了。6年后随访时，孩子的动脉瘤没了，脑干恢复正常了。现在这个孩子在墨尔本上大学，和普通孩子没什么两样。

　　可是也有家里没钱的例子。我遇到过一个颈延交界脊髓血管畸形的病人。这个手术非常难做，病变位于脊髓的前方，我要从后面把脊髓和脑干扭转过来，但是在转的过程中对脊髓难免有牵拉。病人手术后完全靠呼吸机维持呼吸，四肢瘫痪，但意识非常清楚。她的目光很难形容，有求生的渴望却又那么无助。

　　她家里很穷，她住在监护室，她的丈夫就睡在花园里，饭都吃不上。他们一共借了4万块钱。可是3个星期后，监护室的护士告诉我，这个病人开始欠钱了，最后一共欠了8万块钱。如果病人没钱了还在继续治疗，医生就要受处罚。但是我看到她已经开始恢复了，如果我们不救她，她肯定就死了；如果我们救她，不就是欠点钱吗？钱花完了还能挣，人命没了可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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